人凶手以及满口哲理的妓女。
里这一个个知识洞窟，有我个人尚称熟悉的，也有我个人全然陌生的。前者比方说大联盟棒球或NBA，我完全敢断言凯勒(以及布洛克)的确是个内行的、够格的球迷，他没改变MLB和NBA的模样，也没犯错，而且把小说情节乃至于凯勒的谋杀技艺准准地嵌合进其隙缝之中，由此，我也敢于推断，那些我不熟悉的比方说赛马和高尔夫球，也一定是同样如此。
其实读者的专业知识也并非绝对必要的，因为真实有一种形貌，某种质感，某种毛边，某些德昆西说的棱角和裂纹云云，但凡还是个像回事的、平常多少肯用点脑子和眼睛的小说读者，当它出现时，其实大致上都能辨识出来。
上帝曾经走过此地
一个人自由地做了个梦，醒来发现自己是个靠取人生命维生的杀手，但整个世界依然是它本来模样，依然不疾不徐以它本来步伐向前。
有些话并不容易简单说清楚，在说话者有限的能耐之上，语言和文字本来就都是有缺憾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绵密地、不遗漏地再现事物的完整，无法改变自身只是符号的本质，因此它终归只是指示性的、乃至于隐喻性的，这跳空的处处缝隙得仰赖说者听者小心翼翼的善意，所以卡尔维诺把它图绘为一座脆弱凌空的吊桥，禁不住挑衅找碴的震动。因此，其实并不存在着最严格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这样的东西(爱默森讲：“辩论说服不了任何人。”)，这些只是挟着戏剧性姿态、语调和氛围营造的展示、说明和启蒙而已，它其实只能向着那些心存基本善念和热望的人说话。一个人下定决心不要相信、下定决心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说到底几乎是无可阻止的，起码是人力无可阻止的。
小说书写(不仅仅是小说书写而已)需要完整的自由，这既是书写事实也是庄严不懈信念的话，如今已变得并不难说出口，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已流失了一部分的庄严，变得有点轻佻，还有点懒怠。然而一样的，除了自由天地之间还有许多东西，包括事物遍在的必然性，翁贝托·艾柯这个最乐于颠覆嘲弄、什么东西都要翻过来仔细看看才甘心的恶魔人物，他在受邀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人类智能收存象征之地演讲时便试图为我们指出这个来。“上帝曾经走过此地——”，艾柯引述雨果的这句历史结语，这是雨果重述并仔仔细细考察滑铁卢战役每一处偶然的、近乎神差鬼使的战斗相关环节之后，仿佛站立在已成硬铮铮历史不易事实的昔日战场庄重而且无奈写下的；雨果所说的上帝是《圣经·旧约》那个上帝，那个喜欢驳斥人类作为、让人一切努力瞬间化为尘埃的上帝。艾柯不见得一定要我们非同意雨果对此事的结论不可，他原要指出的是小说家迎向事实、迎向必然性的认真思索；但由此，我们也感受到所谓的必然性究竟有着多少可能的层次不是吗？必然性徘徊闪烁在“此一事实为真”和“此一事实完全无可避免”之间，我们仍可以忍不住地在想，如果上帝没走过此地呢？如果他改变了心意呢？他是否有过这样的前科呢？我相信艾柯也希冀我们一并看出这个。自由不总是游戏的、取消事实重来的，尽管它可能偏爱这个假面，掩饰它更多时候流汗辛苦工作的真相。
也许，对我们来说更沉重更无可改变的必然性是死亡一事。但有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在人类文学史上，死亡是一个远比爱情更精致、更被反复思索和想像的题目，好像爱情只有寥寥几种面貌，书写者年过三十岁，或延迟到四十岁就难以为继了，不像死亡无止无尽的多姿多彩，死亡的梦境持续得更久。福克纳这样一个过度浪漫的人，生活中直到六十岁以后仍在谈恋爱，但这些如此消磨着他时间、心思和现实经济代价的东西却进不去他小说里，他不是一个琐碎的、发生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设法化为小说讲出来的人吗？他写的毋宁是美国南方土地上如季节荣枯的代代死亡，以及死后徘徊赶不走如藤蔓缠绕的幽魂。他一生最完美的作品，如之于海明威，是那本《我弥留之际》，弥留其实发生在小说开始之前遂只是记忆和遗言，“我”是一个已死去的妻子和母亲，由她这一队奇形怪状的家人护送她的棺木返乡安葬，从此展开的奥德赛迷途之旅。以下是博尔赫斯的一段话，出自于他给阿根廷当时当地一本名为《死亡的名称》、我们不知道的书所作的序：“死亡之神日日夜夜在窥伺着人们，方式则无穷无尽。玛丽亚·埃斯特尔·巴斯克深刻地感受到死亡这个核心的不解之谜，她的每一篇故事都是对某种方式的一种图解。”
小说中的对话是最容易写也最难写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管自己地把原因归咎于西班牙文的适合描写不适合口语，化为口语总奇怪的虚假和夸张，但这其实并不是西班牙文单一的毛病不是吗？布洛克喜欢长段的没事对话，也许反倒是因为有了纽约这个独特的因素，这个有着奇奇怪怪各种洞窟的城市，在我们印象中行色匆匆的现代生活中，存留了一处一处阻绝时间的封闭“室内”，如奔流大河岸边的凹地河滩，比起供人们悠闲打招呼、谈天气、问候彼此家人安康的乡间生活更无事可做更长夜漫漫什么也不想做。在这里，语言既横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