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碎，要不就嗤之以鼻，觉得这一小撮人根本就是疯子怪胎。”这个古怪的收集癖好，使得谭纳成为纽约市邮差最痛恨的人之一，因为他一次总会收到来自全球每个奇怪角落、为数几百的宣传小册子，得整袋整袋背给他。
还有，谭纳也收集语言，除了西班牙北部一直想分离的巴斯克人语言对他一直有困扰之外，他精通的语言数目几乎和他参加的异议小团体一样多而且亦步亦趋。语言，既是打开每一个异质世界的门钥，也自然而然带来了它所由来的那个世界的思维方式、角度视野及其价值序列，这是任一位研究语言的学者都知道的效应。书中，谭纳在遭到押解的飞机上看见爱尔兰土地计划逃亡时，他说的是，“我没料到这儿这么绿。到处是一片苍翠，由堆起来的石墙划分不同的莱姆绿、鲜黄绿和森林绿，灰色的道路像缠绕的细缎带般在绿色的百衲被上蜿蜒。有一处雾气笼罩的水域——夏浓河口？到处都是绿意，绵延不绝的绿意。我俯瞰这片土地，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几乎立刻就开始用浓厚的爱尔兰口音思考。我几乎立刻就成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一员。我们即将抵达的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穆斯塔法一点胜算也没有。”
谭纳这两个奇怪的收集癖好，书写者布洛克赋予它们一个几乎是可信但毋庸听起来更神奇的理由，那就是谭纳是个不睡觉的人，无法入睡(因此事后中情局调查人员对他进行疲劳审问时半点也构不成威胁)，原因是他年少参加朝鲜战争时遭炮弹碎片击中头部睡眠中枢受损，以至于从十八岁以后他就用一天大约一小时的瑜伽来替代正常人约八小时的睡眠。也就是说，他的每一天几乎就是完整不打折扣的二十四小时漫漫长日，因此他有丰饶到已经是无聊的大把时间得填满，彻彻底底和都会生活之中普遍患有时间贫乏症的人节奏不同，如同本雅明口中的漫游者，他操持生活行当的姿态遂也完全不同，“无用”的革命团体及其目标、“无用”的语言。“无用”，但仍暗中存留传递的破碎讯息和知识，也如同大都会被人们弃置的垃圾般被他拾荒似的一一捡拾、分类并收藏起来——妙的是，谭纳居然还因此找到一个维生的行业，那就是帮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的学生写论文和报告，甚至出马当枪手考试，这几乎是嘲讽了。
我想，真正吊诡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大都会，人口最密集、生存竞争最激烈、生活节奏最迫促、人最现实无情、而且这些最极致之处已升高成为象征的永恒束缚之地(不是那些生命大彻大悟的、以及没彻悟但有钱有闲的人，争取自由和个性时首先就得逃离它吗？)，却也常常是保有自由反抗心志惟一可栖息的隙缝之地，列维施特劳斯在半世纪前就准确抓到这个，他当时推出的就是纽约。他以为纽约是个处处留有“空洞”的地方，像爱丽丝的镜子或树洞一般，联通着某一个不思议之国。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大概是吧。大都会总是率先反叛的核心之地，包括那些反叛它自身、点名攻击它诋毁它的运动，比方说那种左翼下阶层的、那种绿色环保的、那种素食的避世宗教的，乃至于像我们台湾二十年前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运动，通常都始发于大城市并在这里寻获它们的盟友。事实上，大城市做得还不止这些，大城市不仅孕生它们、支持它们、推进它们，还在它们未成气候时保护它们，复在它们失利逃散时收容它们，一如一八四八年之前宛如“世界首都”(借用本雅明的说法)的巴黎，或一八四八年之后在欧陆几乎已无栖身之地的伦敦。
然后就是纽约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红色革命成功之后。
谭纳这样的人便是纯纽约式的，难以想像，除了纽约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方如此奇特如此慷慨的土地，可能养得起像他这么莫名其妙的收藏家。
一纸奇特的地图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一本年少时到利比里亚这个奉自由为名的非洲国家的游记，叫《没有地图的旅行》，这是一种古老的旅行方式，也是一种古老的认识世界及其事物的方式——人直接抵达生命的第一现场。直接面对实物和某一部分实体世界，直接触摸，概念的产生是稍后的事，它要等人摸过一个一个实物之后，通过彼此间的比对、过滤、共相的捕捉和结晶才出现。中文的“触类旁通”这个词，便忠实地记忆了这个由实物到概念的转变发生过程：触摸——分类——然后思维获得了某种横向的飞跃能力，从沉重到轻灵自由，焕发着一种认识的喜悦色泽。
地图也是这种过程的稍后产物，它的视角是仿上帝的，从俯瞰的至高处注视着大地，并以线条和符号删除芜杂的实物细节，好简洁地、总体地一次记录着大地的形貌。但这样小天下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是人类到达不了的，没有飞行器，没有人造卫星，黏附在地表的旅行家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如拼图般辛苦地完成，像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书中便记叙着一段如此经过：光是要弄清楚萨哈林(即库页岛)这个俄国的极东酷冷之岛究竟是岛或是半岛、它有没有某一处联结着欧亚大陆，便耗费上百年时光，由一波波前仆后继的旅行家探勘者冒险航行或在岛上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