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巴尔，或说布洛克，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可能有的。布洛克不只写罗登巴尔贼子，还写更刺激的凯勒那个冷血职业杀手，一样都不只利用他们异于常人乃至于骇人听闻的身份而已，他都写进他们的职业里去，也就是说，不只是噱头或聪明的设计，也不是只凭想像，书写者得一定程度站到他们的位置去看世界想事情，还得一定程度熟悉他们的谋生技艺和操持行当的方式。偏偏，罗登巴尔和凯勒的职业实在离我们“正常”人太远了，因此，书写者在真的下笔之前就有很多功课得做，得耗用很多时间。
我们差可想像这个书写前的作业——我想，很多很多晚上时光，布洛克得泡在这家那家咖啡馆或酒吧里头，静静地、兴味盎然地听，直到他大体掌握了小偷和职业杀手的基本世界图样，直到他心中的人物缓缓在其中成形活了起来或说适应了这个异质世界知道如何行动，直到他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语言”，知道怎么交谈、怎么准确补满他的理解空白和死角，这才是他开口问问题和行动的开始时刻——还远远不是书写，而是询问、看书查资料、某种程度的试着实践操演，以及最重要的，持续在心中携带着这个堪堪有了人形的小偷或职业杀手，让他在生活中触类旁通并在时间流淌中“熟成”。
聆听先于询问，更先于行动，这是理解的首部曲，不能跳过，还不能心急速成。
传统左翼的文学观知道这个前置作业的无比重要性，他们的致命错误在于跳过了聆听和询问，直接要求行动，称之为必要的、乃至于高贵的生活体验，以至于把“理解”和“转业”两者给搞混了。我猜，布洛克本人大概因此会去弄几个锁回家解剖解剖并试着打开看看，也可能去靶场开两枪感受一下那种声音、气味和后坐力，但应该还不至于因此真如罗登巴尔般去闯空门或如凯勒般杀人贴补家用，他是要写小偷和杀手，并没要转行成为小偷和杀手。
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是“体验”不起的，比方说死亡，但并非无从感受和理解，而且也永远有感受和理解的必要。
“说给我们听吧！”——这是米兰·昆德拉在他小说《无知》中，借用奥德修斯十年迢迢归乡的神话故事，不无悲愤告诉我们的：“离开卡吕普索之后，在回归的旅程中，奥德修斯遇难漂流到费埃克斯，那里的国王在宫殿里接待他。在那儿，他是个异乡人，他是个神秘的陌生人。面对一个陌生人，人们会问：‘你是谁？你打哪儿来的？说给我们听吧！’于是他就说给他们听了，他花了《奥德赛》里头浩浩长长的八卷，在目瞪口呆的费埃克斯人面前，巨细靡遗地描绘了他的冒险。可是在绮色佳岛，他不是异乡人，他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想到要对他说：‘说给我们听吧！’”
昆德拉讲得好极了也对极了，惟一的问题是，昆德拉不晓得，在今天台湾，人们不讲“说给我们听吧！”，不是因为我们面前不站着异乡人和异乡的故事，而是我们不想听，我们没兴趣知道而已。
在台湾，尤其是异乡人或异乡的故事，基本上我们总视之为和陌生的病菌病毒同样的东西，他们(应该用“它们”)总是肮脏的、侵略的、危险的，如果不能消灭，至少要做到驱赶，如果不能驱赶，至少要懂得远远避开来。
有关台湾这上头的自私、自恋以及自卑以至于强撑出来的自大，基于家丑不外扬的心情，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里，我们只平静地指出来，台湾当前但凡有眼睛之人都看得出来的遍在丑怪模样(而且如台大城乡所大师夏铸九教授所说：“还不知道自己丑怪。”)，是有缘由的，我们活在一个弹丸大的孤岛之上，更下定决心竖起四围的高墙，把它彻彻底底封闭成一个隔绝的孤岛。
所以我们说，是有美学问题，不是吃饱撑着的可有可无妆点，而是聆听、理解，以及因着理解如花盛开的美学问题。
您晓得，罗登巴尔的故事总让我想到一件东西，收藏在北京的国子监里，那是清代科举考试作弊用的产物，一件寻常的袍子，上头用工整而且还挺美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抄写了四书五经——叹为观止之余，每个人总油然地想，有这么多时间和细致的工夫，为什么不干脆背下来呢？不是更省事也更安全吗？
然而，几百上千年的科举大考，有多少正经但无聊的试卷留下呢？历史灰飞烟灭，倒是这一件无伤大雅的、除了他的主人被活逮判刑外既未动摇国本、也没让社会覆亡的有趣袍子穿越了时间，成为在我看来比翠玉白菜或白玉苦瓜更丰饶更美丽的宝物，还好端端摆在我们眼前，说着它有趣的故事。
下次去北京记得去看一下，并告诉它昆德拉的话——说给我们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