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化所粉碎并掩埋——这种群体文化在美国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用不了几十年，它也会到达欧洲。纽约在我们眼前列出了一张处方表，多亏这张表格，在一个日益咄咄逼人、日益丧失人性的社会里，那些发现这种社会完全不能忍受的人们，可以学会由一种幻觉提供的不计其数的临时手段，这种幻觉使人们觉得自己有能力逃避这种现实。这大概就是纽约的万千生活侧面使我们入迷的原因。
为自由而逃
这里，我们不得不服气列维施特劳斯的聪明和洞见，整整半世纪之后，这段话仍像刚刚印刷出来、犹带着油墨和纸张的新香一般。如果我不算误解得太严重的话，列维施特劳斯在这里把一个我们习惯带贬义的词“逃避现实”和另一个我们习惯不假思辨就奉为最高价值之一的词“自由”，给漂漂亮亮联系起来了。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少数受到召唤的仁人志士，对这种不堪忍受的处境所采取积极有力的回应；而选择逃走，老实说，则是历史上更多平凡人更习见的情非得已方法。每当政治、经济、法律、自然环境乃至于社会的阶级身份的压力“咄咄逼人”，到达“完全不能忍受”之时，死亡和逃走便分别展开，那些为数较少慷慨死去的人们为我们留下典范和格言，而千千万万逃走的人们则逐步装满南北美洲、装满澳洲新西兰、装满这个地球每一个还挤得进人的角落——不夸张地说，我们眼前的世界之所以长成现在这样子，有很大一部分是逃避现实的结果。
还有不少人梦想逃到月球或火星或某个只有字母和编号的不知名行星去。
然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却给了我们另一种新的不自由，列维施特劳斯以“群体文化”的压力来代表，当然，这只是某个面向的指称，马克斯·韦伯的用词侧重其层层架叠如理性迷宫的结构，称之为“铁笼”；米兰·昆德拉直接诉诸感受，称之为“生命中无可脱逃的沉重”；卡尔维诺则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来进一步引申，当你瞪视她时会化为石头，“我有时候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硬化成石头：这是一种缓慢的石化过程，尽管因人因地而有程度差别，但无一生灵得以幸免，就好像没有人可以躲过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冷酷凝视一般。”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立基于合理性，遍在的、隐晦的、匿名的、非人的一种窒息性沉沉重量，你很难辩论，也不易找到对象来革命打倒(六年代的马尔库塞、阿多诺和一干青春烂漫的年轻人试过，但没成功)，更无法唤起被压迫的单一阶级形成革命大军(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厚望至此了结)。对抗一个有形的不合理暴君，你可以是个志士，也多少找得到同舟一命的同志；但对抗一个无形的合理化结构，你往往只能是个疯子、失败者或流浪汉，而且原子般单操一个。
说起来，列维施特劳斯的“预言”算客气了，他说用不了几十年，欧洲也会被笼罩在内。事实上，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就连亚洲也囊括于其中。当地球村被如此建构起来，逃走就被逼上了形而上的层次，我们通常只能选择在精神上流放自己。
这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纽约这个诡异的城市给我们启示的一条生路；也恰恰是，列维施特劳斯可能没读到的(否则他后来应该会提笔告诉我们)，纽约的流浪汉侦探马修·斯卡德先生。
武器/珊瑚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多引述一些卡尔维诺的发言。聪明的卡尔维诺没用“逃避”、“流放”这样以沉重对抗沉重、容易生出误解的用词，他选择的是“轻盈”，这个词焕发着一层喜悦的光彩，把逃走的狼狈姿态转换成舞蹈——卡尔维诺喜形于色但小心翼翼继续发展他的美杜莎譬喻：希腊神话中，“惟一能够砍下美杜莎脑袋的英雄是珀尔修斯——他凭着长翅膀的凉鞋而得以飞行。珀尔修斯从不直接注视蛇发女妖的脸，只看她映现在青铜盾牌的形象。”
卡尔维诺说他忍不住将这个神话视为寓言。这个寓言喻示了诗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他靠风，他靠云，只盯住凭间接视觉呈现的东西，也就是镜面所捕捉的映像。”
接下来<dfn>ｈtｔp://ｗwｗ?９9lｉｂ?nｅｔ</dfn>，卡尔维诺谈珀尔修斯成功砍下美杜莎脑袋后的处置：他并未丢弃这只可怖的头颅，而是妥善收入自己的袋子里随身携带，这反倒成为他日后克敌制胜的最佳利器，“珀尔修斯的力量在于拒绝直接观视——不过，他并不是拒绝去观看他自己命定生活其中的‘现实’；他随身携带着这个‘现实’，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的独特负荷。”
这还不够，卡尔维诺又追到奥维德的，找到另一桩珀尔修斯和美杜莎脑袋的故事：话说珀尔修斯成功宰杀了海怪，救出安德罗美达之后，想好好洗个手，为了妥善安置这颗可怖的脑袋，他先铺了树叶，再摆上水生植物的细枝，小心让美杜莎脸孔朝下放好，然而，奇迹这时候发生了，“那些细小的水生植物一被美杜莎触及，立刻石化成为珊瑚，水中的仙子为了拿珊瑚作为装饰，遂争相携来嫩枝和海草，摆到这颗可怖的头颅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