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
只是，方便的路走惯了，人会变懒；容易的事做多了，人会变笨；想的写的尽是简单保守的东西，作品会变坏变无趣，因此，也就难怪类型小说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出现在他前三本书之中，甚至就是第一本。
两名小说家的两个有趣例子
在财富和作品水平中二选一，固然，大多数的类型作家可能并不那么在乎自己的东西是否愈写愈坏，但人世间毕竟不全然这么灰黯，还是有些人在乎的，布洛克显然便是其中一个。
熟读马修·斯卡德系列的人都不难发现，布洛克总不肯“聪明”地避开难题，援引类型小说所允许且惯用的“破案=正义”的简易公式进行，他总忍不住昂首往困难或甚至泥淖深处走去，问一些看来徒劳无功、他自己也无力回答的问题，包括生死的问题，包括终极正义的问题，包括人的种种处境问题云云。
在一书之中，布洛克写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大致如此：当时，斯卡德的查案陷入泥淖，他有一种拿人钱财却无力替人消灾的懊恼，他那本书里的女友前共产党员薇拉安慰他：“你做了工作了。”(Youve done your work.)斯卡德用了work这个词的双关语来回答，work，物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功”，公式是力量和距离的乘积，比方说一物重二十磅，你往前推了六尺，你就等于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斯卡德说，而他所做的却像是推一堵墙，推了一整天也没能让它移动分毫，因此，尽管你是拼尽了全力，你就是没有做成任何的“功”。
这让我想到另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小说《输家全拿》(Loser takes All，或译《赌城缘遇》)中一个有趣的发想：书中的主人翁流落到赌城，偶尔从一个老头手中得到一个必然赢钱的赌法，但这个最后必然大赢的赌法非常诡异磨人，它必须先挨过一定阶段的输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明知是输亦一步也不能省——我记得写小说也是格林迷的朱天心引用过这个例子，据说她在新小说能顺利开笔之前，总要经过同样短则数日长则数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说题材业已锁定的状况下)，明知一无所获仍得每天带着书、草稿本和笔到写作的咖啡馆报到，她的口头禅便是：“去输钱。”
这两个有趣小说家的有趣例子，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困境的阶段性不均匀，它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式的每投一分心力就有一分进展，相反的，在过程中你像整个人浸泡在仿佛无际无垠的困境之中，除了困惑和徒劳之外什么也没有，然后忽然有一天墙开始动了，赌钱的轮盘开始跳出你押的数字来。
两个例子的不同点在于，格林让我们看到辛苦长路末端的光明终点，你挨够了输钱便能瞬间大赢，布洛克则不给我们任何确切的答案，你推的极可能就是一堵根本不会动的墙。
被丢弃的困境
困境这种过程的绝对不均匀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使它很难被管理，被做成有效的评估和有步骤的计划，换句话说，极容易和我们的“合理化”要求相抵触。
美国已故星座名家古德曼老太太在谈射手座的高远之志时曾说：“……瞄准天上没人看得到——或说稍有理性的人都不当它存在——的目标。”事事讲求合理的人，不会明知山有虎却一定要走这条路，他会绕道；不会像昔日的梵高一样把自己给曝晒在法国南方的烈日和贫穷之中，疯子一般画下自己眼中心中的图像，他会放弃；也不会花三年五年时间去辛苦经营一部卖不了两个钱或甚至连出版都不能的长篇小说，他会转业或干脆到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去谋职赚容易的钱……
所以说，困境之难，还不在于难以承受和克服，而是它总是“聪明”地被忽视被弃置，“策略性”、“技术性”地被绕过。
当然，对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懂得如此避开应该算好事。生活够艰难的了，每个社会也都备有相当的机制，包括宗教、心理咨询、自由经济市场等等，直接间接引领我们躲开这种泥淖困境，好让人生活得开心一些，然而，如若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这么聪明，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或很遗憾了，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变懒，失去思省的厚度和深度，拓展不开心灵的边界和视野，亦容易丧失应有的想像力。
因此，我们遂不得不对某些个聪明才智之士，尤其是从事某种“拓展思维和心灵疆界”志业的人，有着较严厉点的期盼，希望他们矢志不回，不躲不避。
向自讨苦吃的人致敬
如果还能更严厉一点，我们不光希望他们不闪躲，而且更主动一些哪里有困难往哪里去——台湾的名导演侯孝贤在一次谈拍片经验时，曾说过“给自己出状况”，意思是，他往往会在拍片进行到顺利如流水的时刻，提醒自己缓下来、停下来，甚至主动丢几个障碍给自己，尝试一些较困难的角度和手法，他的创作经验告诉他，太滑太没阻力的进行往往会让作品变得单调而薄，等剪片时会发现宛如单行道一般再没其他的可能和弹性了。
要人家如此自讨苦吃，我们在这里似乎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