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数字。我的思路是，对于较高收入的人，即使给他们退税1000元，对他们的生活也不一定有什么影响，刺激不了他们的消费。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人得不到退税，是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最主要是要能够实现刺激大多数人消费欲望的目的。
美国的经验是，每向中低收入家庭退税1美元，大约有一半会很快消费掉。但由于这种消费带来的收入连锁反应，一般来说，每退税1美元，最后给GDP增加1.3美元。在中国，由于食物和基本生活消费仍然是多数家庭的主要消费项，给社会底层退税所能带来的消费刺激效果应该高于美国。保守一点计算，每退税1元，可能会带来1.4元的GDP增量。也就是说，如果总体退税1.1万亿元，给GDP带来的总增量会在1.5万亿左右，相当于今年GDP的5%左右。
◎记者：在企业和个人两方面，您认为中国哪些税种的税率最应该降低？
陈志武：在企业方面，应该取消增值税、营业税等，由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代。在个人方面，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应该提高，比如提高到5000元起征，帮助低收入家庭；利息税应该降低或者取消，资产和证券增值税不应该推出，这样能鼓励更多的个人创业投资。但是，烟酒税、汽油税、车税、高档奢侈商品税可以继续推出。
◎记者：在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紧缩的情况下，税收却大幅增长的根源是什么？
陈志武：部分原因是收税的效率提高了，使税基扩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征税权、加税权不受制约，不需要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讨论就能加税，征税、纳税双方谈判权利不对称，税收不大幅上涨也难。
◎记者：您曾说，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是，中国各地经济社会情况差异太大，统一征税权与行政体制改革中地方与中央财政分权的改革方向是否存在矛盾？
陈志武：我之所以提出税权收归全国人大，主要是因为乡以上的政府负责人主要都是对上级负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征税权下放到省一级、县一级，政府负责人会更随意地加税、扩大税种。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掌握地方官员任命权的上级政府，不是地方征税权失控的受害者，他们对赋税痛苦指数不在乎；另一方面，深受征税权失控之扰的地方企业和纳税人，对地方官的约束权有限。在地方上纳税人缺乏直接监督权的情况，宁可把税权上收。
◎记者：关于退税，学者们已经说了很久，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陈志武：问题出在没有一个政府部门真正牵头去推动。财政部当然不会有积极性，到手的税钱，难道还愿意退回去？其他部门有兴趣，但是，权限不在他们那里。在这种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其财经委员会，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提出退税、减税动议，并组织公开听证，要求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行政部门执行，要求他们定期汇报进程并最后执行。
◎记者：您的这个退税方案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有多高？
陈志武：支持度很高。有些省市级政府很想给当地中低收入家庭退税、补贴，但是他们不敢冒政治风险，怕“枪打出头鸟”。他们也很着急。广东东莞已经这样做了，这是很好的开端，我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退税刺激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优势。对这点，我很乐观，因为中国体制内、体制外的很多经济专家也都看到了这些道理，并提出了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