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比重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直接比较，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美国只有非常少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但是中国土地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很多重要行业都是由国企所垄断。有人说国企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标志之一就是央企数目由196家变为150家，但你不能不看这些国有企业涉及的资本额和规模是多大，单纯看国企的数量没有意义。中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市值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1万亿美元。所以，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把政府的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都包括进去，收入和财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这就是在征税权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看到的政府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多地由政府享受，老百姓分享到的越来越少。
◎记者：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问题太多了。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老百姓没有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现在中国很多改革停滞不前，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国有资产太过庞大、政府管制太多。过去我们是在快速工业化，改革初期让国家拥有社会资源、掌握资源的调配权可能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快速投资、有利于工业基地等的建设，国有制的安排有它积极、有效的一面。但是，现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工业产能已经过剩，我们希望转型发展第三产业并靠内需增长，国有资产太多并且政府收入太高，就是非常不利的了。现在的这种增长模式也没办法持续，应该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而把资产和土地的产权均分给老百姓，便是实现这种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的具体途径，否则中国经济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
◎记者：中国的民间财富和国有财富到底有什么差距？
陈志武：国家发改委曾经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1/3。
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记者：但是中国前几年一直有警惕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您怎么看待？
陈志武：那个争论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争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只看到“国退民进”中的方法问题，所有的指责都放在MBO的手法问题上。在对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条件下进行管理层收购，那会带来问题，这一结论当然会成立，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里进行国有资产的民营化，除了人均同样一份的分配方案外，其他任何方法安排必然会因黑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不公平。我们必须要把当时的民营化运作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没有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时候，私有化进程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
最理想的“国退民进”是全国老百姓都分一份国有资产的股权，或者是国有资产基金的股权，然后让这些股权能交易。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有了18年的证券交易经验，开放式基金的账户就有1亿多。所以，在以这种方式私有化方面，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更有操作经验，不会出现在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问题。
◎记者：还富于民的另一个模式是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但是您曾经在文章中疑虑政府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以实现“第二次再分配”，并且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为什么认为这难以实现？
陈志武：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