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人还会讲，中国的电信行业、电力行业、石油行业都非常大，就手机一项一年就销售好几亿部，这些行业占GDP的比例也非常高。但是电信、电力、石油这些技术从哪里来的？还有电脑与互联网，铁路、公路和空运，这些东西实际上都不是中国创造的。所以，客观地说，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当然主要取决于中国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这些西方的工业与技术，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汽车业、造船业、航空业、电力业、电信业、制造业、石油业、证券金融业等，这些行业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传统经济的核心——农业，只占GDP的15%不到。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虚心学习，学习如何更有建设性地进入世界，而不是以“文革”红卫兵的姿态冲入世界，说要去“整合世界”。客观讲，世界过去500年里的“强国”中，从葡萄牙到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再到德国、美国和日本，没有一个是那些常年沉浸在辉煌历史中的“文明古国”，不是希腊，不是埃及，不是印度，为什么呢？“文明古国”的通病是它们抛不开历史自豪感这种包袱，高贵得无法“入世”。中国这回能丢得下这个包袱吗？能客观审视自己的弱点和优势吗？
◎记者：假如说美国的崛起向世界贡献了一套“民主”理念这样的软实力，那么中国崛起的话，这种东西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我觉得，中国今天不一定要先想好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理念，觉得非要把世界升华到另外一个高度不可。现在用不着那么急，因为中国才刚刚发展起来，主动进入世界才28年，中国对世界历史、对世界秩序的了解别说一半，可能更低。所以，在还不完全知道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应该继续做学徒工，不要觉得是师傅了。
◎记者：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形成也就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过去曾有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他们，叫儒商，您怎么看待儒商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陈志武：虽然国内有各种关于儒商的论坛，但，什么叫儒商？什么叫华商？10个人就有10种说法。很多人会说，儒商指的不是孝道这些东西，而是更强调仁义理智信，不要为富不仁，要以和为贵；不要为了自己多赚1分钱就伤了大家的和气，中庸就可以了。其实，如果儒商文化是指讲诚信、讲仁、讲义气的话，不管是华商、儒商还是欧洲商人、美国商人，任何国家的商人都会提倡，否则市场交易难以长期进行，这并不是儒商特色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商学院教商业伦理等。
也许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样的就是强调以和为贵、中庸，但是这些行为哲学跟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是互相矛盾的东西。换句话说，事事求中庸、以和为贵，这些正是过去两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文化哲学根基。因为中庸是要“枪打出头鸟”，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奖励、激励“平庸”，以和为贵是要你放弃对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宋朝“四大发明”以后创新总是上不来的原因——我们总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听话，顺从，以和为贵，凡事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来经商的话，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些年好不容易出现的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力重新压下去。如果没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么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儒商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事事讲关系，强调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动不动就讲法律、讲合同。这种作交易的方式对于农业社会里小打小闹的生意来说，对于小范围的生意，问题不会太大。但，对于市场范围、交易规模被现代技术大大扩大了的今天，这种方式问题会很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南亚商人、韩国商人做事情当然喜欢讲关系。当年发生危机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强调法治以及通过正规的商业契约严格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一来，1997年之前，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官商勾结都甚嚣尘上，许多背后交易为危机埋下了种子。换句话说，儒商们做生意的规则，更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法治，交易中的权益与责任往往不清不楚，问题积累到最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这种不喜欢正式合约或正式法律的儒商文化也使得成功的商家“富不过三代”。由子轻视正式合约、法律的作用，儒商无法把一个成功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法治保障，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无法分离的，老板是无法放心的。所以，成功的华人家族企业只能由儿女、子孙接管，不难想像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会有多高，所以“富不过三代”就不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新一代中国企业人不去学更好的管理学、商学，而要他们去学儒商？
◎记者：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和中国改革的浪潮让尚还稚嫩的儒商们不得不“走出去”，他们其实代表着中国崛起的形象。但目前情况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