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过来，意识到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不要轻易被利益群体的言论蒙蔽，到最后被出卖了还不知道。
◎记者：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是一个很坏的范例。很多人会认为，号称经济最自由的美国，对外资并购不也横加干预吗？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陈志武：确实，在这件事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为捞取政治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已产生很恶劣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是不是别人做了错事，我们也应该跟着犯错？是不是美国国会阻止了中海油的并购，我们也应该把凯雷公司拒之门外？这么做对中国更有好处还是更坏？很显然，正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更需要吸引外资，更需要自由贸易。不能因为别人“变坏”，我们也跟着“变坏”。那不是明智的做法。
另外，中海油的案例，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太弱，这使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很容易成为当地政客的靶子，给他们提供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什么国际软实力这么弱？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形象有些欠缺。具体说，主要跟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相关。这一点国内媒体讲得不多，但这是事实。所以中国企业要想顺利“走出去”，需要伴随着中国社会体制和国际形象的不断改进。
◎记者：2006年8月8日新的外资并购条例出台后，企业层面的操作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凯雷对徐工的收购协议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您如何看待新外资并购条例对企业并购实务的影响？
陈志武：影响肯定有，而且是负面的。最主要的结果是商务部的权力大大增加，以后外资并购的很多环节都要找商务部去批，官员们被“请客”、行贿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同时，为开展并购的中外企业增加了很多交易成本，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拖延时间。总之，企业并购的办事效率、交易环境又往后退了一步。不过这些措施往往挡不住应该挡住的交易，而不该被挡的交易却被挡住了，因为前者往往更有关系，而后者可能没有特殊关系。政府管制就是这样，往往管不住该管的“坏人”，但能管得死不该管的“好人”。
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需要为本地的就业和收入负责，他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帮助本地企业回避这些管制障碍。所以外资并购的新规则出台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地方政府，包括各个省、自治州、直辖市等，肯定不会遵照执行。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得新的规定执行不了，甚至会帮助有关企业到商务部进行公关。因为这直接牵涉到当地的企业能否利用外资、能否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当地的GDP和地方税收能否上升等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的国有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很差，银行的贷款在地方层面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因此，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宽松的环境吸引外资，一直都是让地方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现在新的外资并购规则出来以后要阻挡这个路子，地方政府肯定有自己的对策。中央政府部门里的官员相对来说可以去关心那些抽象的政策目标，但地方政府不同，他们必须要为当地老百姓解决就业、地方税收问题，衡量他们工作的指标是非常具体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和地方的想法往往会不一样。这是应该看到的局面。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外资并购的案例会继续增多？
陈志武：我预计会更多。因为毕竟中国低效率的企业太多。我去过一次无锡，见到无锡市政府招待所，在太湖的边上，位置很好，周围有山，下面是湖，里面的小区可以游泳。那些地方本身很值钱，但产出的价值很低。像这样的招待所，还有国有企业、国有单位拥有的资产在全国各个地方太多了。要是我做私人股权基金，我也会想办法把这些资产买过来，去开发它的潜在价值。这样的空间还很大。新的外资政策虽然把并购和行业整合的障碍大大增加了，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在，还有那么多低效使用的资产，外资并购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