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正面的拉动效果？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这么畸形？关键在于中国股市的上市机会主要留给了国有企业，给真正的民营企业的上市机会极少，证监会把民营企业上市通道堵得很死。这样一来，不管股市多么疯狂，没有几个人会想到自己也可创业、创造股票供应，以此从股市热中赚大钱。于是，中国股市对正面创业的拉动效果就没有了。
◎记者：可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真正的创业型、创新型的企业为什么大都在海外上市呢？
陈志武：我觉得我们中国股市在公开鼓励一种奖劣罚优的文化。股市被政府垄断，以后大量的上市指标给了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老百姓也没有太多选择，有限的投资渠道都集中到这里，这个“壳”就变得很值钱。只要上市，好企业坏企业没有区别，成了一种奖励机制。政府实际上在用这种方式奖励垃圾企业，奖励垃圾企业的方式给全社会塑造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这种好坏不分，而且通过奖励垃圾企业，实际上是变相惩罚了好企业和好经理人，把这个市场变成一个没有公道的地方。最后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逼着好的企业要么远离，要么也跟着学坏。因为那些老老实实办企业的人心理太不平衡了，走外门邪道、赤裸裸寻租的人都发财了，我干嘛当傻子呢？结果，好的民营企业只好到境外上市，而那些能到海外上市的行业恰恰是中国现在创业最热的行业，真正受到股市的拉动。
◎记者：我有时候很困惑。我在中国经常发现一些完全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它们有很棒的基因，比如做一个民间小老板，不靠后台，做豆瓣酱能做成全国名牌，搞一个火锅店能搞成全国连锁，这样的企业应该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我假如作为投行，帮这些企业上市应该是很好的生意，作为证监会放开让这些企业上市对于优化国家经济结构也有好处啊。
陈志武：这个问题让我们都困惑。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要去问证监部门。比如，搞餐饮的俏江南就属于你所说的那类企业，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他们也要跑到境外上市了。不过，去年商务部出台的限制外资并购、限制国内企业资产外卖的文件，现在把到境外上市的路也卡住了。于是，出现的局面是，到境内、境外上市都难，抑制人们创业的出路，逼着更多人只有去投机国有企业的股票了。
中国的股市文化很不健康，最好的从股市获利的方法，其实是激发更多人去创办企业，然后有顺畅的途径到证券市场上市，让创业者有机会兑现成功的果实，让投资者分享利益，而不是全国的人都围着就那么几只投资价值不高的股票，赌来赌去。中国的这次股市浪潮，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投机浪潮，没有起到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效果，可以说我们正在和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记者：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国有股回归上市，大概至少能给股民多一些选择机会，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也是我所忧虑的。大量国有企业跻身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跷跷板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造成证券市场的规则更加不公正，因为证监部门、执法和司法部门恐怕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国有企业。有的国有企业垄断不仅损害社会效率，而且它太庞大了，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是副部级，也使检察机关要监督查处这些企业非常困难，这样的证券市场必定是非常混浊的。
◎记者：金融这个行业通过这次牛市能够看出来，一方面是个明星行业，一方面规则有不透明的地方。一个人的投资水平高低很难讲，不能像超级女生一样一比就大致比出个高低。一个中国人假如有了巴菲特这样的名声，他简直可以闭着眼睛赚钱，因为一旦消息传出来，“巴菲特买了某只股票”，大家都会去追捧，股市上的愿望是可以自我实现的，那他的手指就成了金手指。这样我觉得金融行业的强大很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封闭，垄断的利益集团或者说贵族联盟，他们存在败德风险的诱惑会损害公共利益。
陈志武：金融业败德风险当然是存在的，因为金融票据或证券是脱离实物财产之外的产权证，所以容易作假，也容易被人炒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向强调要有一个独立高效的司法体制和开放自由的媒体。比如，前几年纽约州检察官Spitzer，就把一些大券商整得够呛；而独立的传媒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在安然事件里，六亲不认的传媒就发挥着主导作用。只有这几支取向不同的独立力量，在一个宪政框架下相互博弈，产生制衡作用，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架构。任何一支力量如果不受制衡地独大，也许短期可以，长远而言对社会都是危害巨大的。
另外金融行业自身要足够开放，对民营企业和外资开放，尽可能鼓励竞争和人才流动，才会健康，才可能减免这些负面影响。
◎记者：说到金融行业的开放，我在中国金融服务方面有些很怪的体会。比如我们银行利息很低，存钱是亏本，我前几年就想过，如果说孙大午鸡养得好，我又信任他的人品，他需要融资，而且愿意付给我比银行更高的利息，或者让我入股，我觉得这对国家、社会、企业家和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