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来支配和决定怎么样花。政府即使想重点发展北京，重点发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也很难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个地方当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样，一百年前当地农民的积蓄，一个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间做借贷；还有一个是通过钱庄把这些钱收集过来以后，又投放到本地的企业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像，那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间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水平，总体是比较平衡的。因为本地的资源基本上被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禀赋决定各地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扭曲后的不平等方式发展。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居民也有相当多的储蓄，他们的钱通过在全国2800个县城里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吸收进来，相当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会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总部和分部，来统一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到底投入哪些项目、由哪些企业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农村存款占所有农村存款的36％（农行特殊一些），但是从农业贷款的比例来看，工行、中行、建行在农村的放贷占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总借贷的比例还不到2％。这说明国有银行到各个乡、各个县吸收存款以后，把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结果是：不同地区间、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它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国有银行的垄断加重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我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主张把各地的金融市场分割开来。我想强调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国有金融机构统一汇总以后，在分配机制上，如果不是根据市场导向、根据市场价格体系来决定这些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源如何投放、投放到哪里，而是简单地由一些行政官员做配置的话，最后很多非市场的人情关系因素，可能会决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大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到一小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不到任何金融资源。
◎记者：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政策优惠，那些自然条件不好的贫困地区怎么办？
陈志武：扶贫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贫。拿西部大开发来说，我不知道到底投了多少钱，至少有几千亿吧？把这几千亿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会怎样呢？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最后会是在西部做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但，几个标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影响到西部这些省区的真正穷人呢？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辐射效应，但多数家庭不会感受到。
首先，从经济角度讲，本来就不应该在西部建这么多工厂和工程。因为那里的运输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运过去，还要把产品运出来，陆运费用很高，运输容量也低。到今天，海运和水运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货运方式，这是靠“愚公移山”改变不了的铁现实，沿海经济历来很发达，是有它客观的经济道理的。此外，在投资环境等其它因素上，西部的生产成本与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资，效益很难保证。企业不愿到西部地区投资，一定有经济上的道理。政府与其违背市场规律硬往那边投资，不如把这些钱重点放在交通运输条件很方便、投资环境成熟的其它地区。
其次，在当地建几个大工厂、大公司，修几条公路，也许可以提供几千甚至几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的GDP增长做出贡献，会改变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但是，与几百万、几千万的贫困人口相比，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很难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贫困生活。
所以，与其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在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上，还不如选择一些更好的扶贫救济方式。一种方式是对很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资助，向他们提供迁居到其它经济发达地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鼓励部分人口向其它地区移民，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
◎记者：如果放弃区域发展战略，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社会经济？
陈志武：与搞“大工程”对应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说的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强调民间银行、钱庄、当铺，还有小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借贷或者投资借贷安排。这样的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更实在，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自己认为最赚钱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改变一个地区收入增长水平的是浙江民间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开发模式——几千亿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辐射效应是有限的。
与其把几千亿投向几个“大工程”，还不如把这几千亿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放贷，变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额贷款，变成他们的创业起步基金。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更广泛的社会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推进民间创业，增加数量众多的就业机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