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就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到处听到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论述,许多人又在指望国家、指望国有企业来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如果科技创新只要有人才和资金就行了的话,那么国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过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可是,过去几十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没见到太多创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唤着呢?关键是在国有制下缺乏创新的激励,而私有产权提供的恰恰是让人挖空心思创新的激励。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转型、变迁,虽然那些转轨变迁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也许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不管肤色和种族,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记者:如果从改革和转轨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您对中国的改革接下来如何走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志武: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节各地区间和群体间的收入机会,而不是由官权力来决定哪里有更多、哪里有更少的发展机会,也不能由官权力所延伸出来的“关系”来决定谁有、谁没有好的发财致富机会。同时,我们看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总会有很高的权力,包括执法权、监管权和各种审批权。为了约束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的不公,必须建立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代议制制度架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所必须迈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