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能从危机中以更强的姿态走出来。我并不觉得这次金融危机跟历史上的其他经济危机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很可惜，一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过度自信，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希望这种过度低估美国自我修复能力的态度，不至于对中国的很多政策产生影响。否则，这反而会让中国错失一些未来的增长机会。
◎记者：在2004年和2005年以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海外公开上市，它们在业绩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
陈志武：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要看到背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tO之后，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肯定能享受不少tO红利，主要表现在一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拥有了更好的贸易机会，包括机械制造业。tO红利包含的这些机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一部分大民企直接享受，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通过外溢效应间接分享。出口企业向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了很多的重型机械、设备等，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国资委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刚才提到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一些大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利用香港联交所、纽交所、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上市机会，到海外上市，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透明度、管理行为以及业绩上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善是因为有了国资委更好的监管，有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这种看法很肤浅，他们没有看到资本市场提供的无形监管、监督和约束，以及这些看不见的手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改善。
◎记者：资本和金融的进一步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很多融资上的问题？
陈志武：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幸亏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在过去给中国的民营经济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中关村，看看今天中国的太阳能制造业。对于太阳能制造业而言，从VC、PE到最后上市，如果没有美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支持，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全球太阳能制造业唱主角的国家。换句话说，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和证券市场的支持，才使得中国民营经济不至于在国有企业垄断的社会里被全盘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