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香港地区一直名列前茅。您何评价香港的成功？
陈志武：弗里德曼一直认为，中国香港地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架构、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
所谓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香港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担当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定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
香港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制度优势。
◎记者：近年来，有关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很多。相关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香港在资讯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陈志武：谈到创新，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将创新限定在科技领域，一提到创新，想到的就是电脑、航天飞机、生物技术等，而忽略了金融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时，许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机、电话等科技产品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债券、股票、风险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治理结构的发明所产生的深刻价值。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与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它90%左右的GDP来自于服务业，而其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又是金融、保险这类金融服务。所以，香港要追求创新，不应把精力放在计算机、资讯和生物等这些“硬技术”领域的创新上，而应该因地制宜，着力于金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领域，香港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长期的法治传统，有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人才和优质的软性制度架构作保障，条件得天独厚，最有利于金融技术上的创新发展。事实上，开拓创新也是香港银行业、金融业长期以来保持旺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香港银行业建立起世界上首个推行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服务的机构，通过美元兑港元在亚洲时区内的即时同步结算，避免外汇交易上的结算风险，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于2001年年底开始接通。这种无纸化的即时支付系统，大大改善了风险管理并提高了效率。另外，考虑到大陆的实际情况，香港金融界为大陆的企业和个人推出各类金融证券品种、基金品种，使其金融业不断增长。
所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愿意，香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将是中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资本中心。由于香港有这些领域的优势，我不觉得它会被边缘化。香港做的是“制度套利交易”。
有意思的是，香港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并没有在大陆获得足够的重视，没有太多人去研究其成功经验。人们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美国、西欧、日本甚至新加坡上，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香港的借鉴价值。许多人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认为香港有今天是沾了大陆的光，而不肯去正视香港在制度层面的成功意义。为什么当年比香港超前的上海今天赶不上它呢？我个人认为，香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对它的成功之道，特别是政府在经济中“不作为”、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剖析和吸收，对大陆的未来发展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记者：由不同机构做的竞争力报告，同一经济体的排名会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志武：各种排名的不断推出，是全球化图景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会逼着许多国家查找不足，多作努力，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于各种报告所选择的影响竞争力的指标不同，以及这些指标权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标的选择是很主观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没有两个法学家会对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这些报告只是一种参考，不是绝对的指标。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强的联动关系。比如政府效能和企业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审批的手续比较少、公务员也比较廉洁的话，这就会提高办事与契约执行的效率，最终，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
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在2006年国际竞争力排名上比2005年前移12位至第19位，成为上升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软竞争力也有了提升和发展。但整体上看，“软环境”竞争力不足还是影响中国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方面，如何改进仍然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
中国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劳动力也是一种硬性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竞争力是靠众多便宜的劳动力而来的，并不是靠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