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等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对，它们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础性的。因为在晚清和民国，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被迫的对外开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高，人民也一样勤劳，但并没有产生今天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因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国也拥有这些条件，但却没有产生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和以上几国在这轮全球化初期的国情和条件不同，这使得它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首先，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灾难。到了70年代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不改变就可能会崩溃，这就迫使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邓小平提出的“猫论”，在其他左倾社会里都可能难以被接受，但在中国却成为当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改革开放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都有保持现状的惰性，只要危机不是迫在眉睫，人们就倾向于沿着已有的路径走下去。但到了1978年左右，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当时的制度已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确立了民主制度，有权力制衡，有选举，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寻找客观最好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集权者作出坏的决策贻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在于最小化坏决策的频率，在于维系现状，在于和谐稳定。除非社会出现危机，否则民主制度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印度独立并建立民主之后，其社会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对市场化，反对全球化，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难选择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径。
更何况，按照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数字，中国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这种收入水平和没有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虽然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早就于80年代送到印度门口，可印度的改革动力显然没有中国充足。没有中国大跃进、“文革”式的危机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迟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后，才感到压力，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选择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
◎记者：俄罗斯跟中国比又是怎样呢？毕竟在改革前体制上有类似之处。
陈志武：我们先要看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和外生型。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内需增加后，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配套发展，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但是，内生型的增长模式对国内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和人们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在这些制度机制不到位的时候，内需会难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日本、中国，以及“亚洲四小龙”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过去30年，中国通过人权状况和劳工条件、不计入成本的环境透支来发展经济，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后能选择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的人口、劳动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业基础决定的。
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能选择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俄罗斯有2亿人口，1980年人均GDP800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中国的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约是9000美元，而中国在1990年有10亿人口，人均GDP1300美元。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成为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则不可能，因为它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禀赋，劳动力成本也太高了。于是，俄罗斯被迫要走内生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它先从体制改革上开始，否则内需难以启动。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在结束计划国有经济时的起点差别，俄罗斯的改革路径选择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因为俄罗斯人笨，没有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而是因为改革之初的起点不同。他们当时比中国富很多，不知道这是俄罗斯的幸运，还是它的不幸？
◎记者：“北京共识”没有谈论几年，中国制造就碰到了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的这种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
陈志武：可以持续，但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革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体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