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应庆幸的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并没有充分利用冷战所提供的机遇来发展自己，或者是原来的基础太差，不可能很快实现发展跃进，到冷战结束时，它们的实力仍然很弱，与美国相距甚远。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我能想出几个国际政治中的概念，它们也许在考虑大国敌对不可避免时可被选用。第一个是基于经济相互依赖，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根据它，美国和中国会变得互相依赖。从经济的观点看，那使冲突变得不可想象。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技术、资本，还依赖日本和欧洲。这种依赖对中国的国内稳定关系重大。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所以，挑战美国是个坏主意。那不意味着美国将要控制中国。那可被看成是一种基于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和平共处。
我听了这话有些吃惊。朝鲜称中国是老大哥，其中的含义包括惧怕、不喜欢中国。这就像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看苏联那样。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但并不受中国人喜爱。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与法国、德国南辕北辙，那是坏事，是坏结局。但是如果在伊拉克，我们能找出一个办法，使美、欧、中、俄达成共识，就会有好得多的结局。我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做的就是基于地区基础的大国协调的例子，我对之很感兴趣。东亚负责任的力量——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在中国的领导下，正努力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这也许不成功，但却是一个大国协调能否工作的试验。那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就找到了一个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方法，一个实际上改善朝鲜人民生活的方法，那将是个巨大的成就。
答：首先要看到，国家间力量变化正变得更加重要。然后，想一想美国和中国将会在变化的国际力量中有更多的可选择的合作领域。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传染病扩散，或全球基金变化，这些问题在20年后会比现在严重。所以，我认为它们将为美中合作创造压力。特别是，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较大部分时。而经济将是中美关系的重点。当布什刚上台时，我们都似乎有点对之担忧，他正寻求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词语。但是，突然间他回到了20年前的美国的立场——寻求中国作为一个战略伙伴。
到2020年，确实有许多因素会促使中美走向冲突，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中美就一定会走向冲突的结论。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宽、放远，我们会发现，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有许多因素在促使中美走向合作。
答：我相信地理方面的事情。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紧靠着。我们参与欧洲事务的决策。这使得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相当危险。因为双方都担心在欧洲发生突然袭击。在亚洲情况就不同。能引发战争的突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后可能是美国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可能毁灭不了中国，但却导致美中间的大规模冲突。
答：首先，我认为我们要超越大国政治理论，那种理论认为，拥有巨大实力的国家会互相视为敌人。我看不到大国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一定成为敌人。一些人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将要在五角大楼任职。他们是少数。美国两党的绝大多数相信，我们能够塑造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至少我们必须试一试。现在有个很好的时机。这意味着美国今天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即使没有了同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不要同中国打仗。当然，关于中国应该掌控其对外政策的方式，我们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不认为中国应当入侵台湾。我们希望中国、韩国、日本不要为了海床资源和领土争端而打仗。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在它所在的地区以危险的方式使用它的肌肉。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将肯定保卫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不寻求使用军事力量反对中国。反恐战争再次使中美关系变得重要并更积极。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反恐战争，也没有中美间的战争。可能有某种一般意义上的竞争，但不必然有某种潜在的军事上的竞争。所以，即使反恐战争成功了，我看不到任何美国需要将中国作为敌人的迹象。所以，我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定是短暂的或很有限的。
答：我想是有可能性的。这样想，有许多地理的、历史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大国，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能够找到共同利益的空间。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台湾。台湾或者是海洋力量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陆力量的一部分。那是不确定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冷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原因是民主文化。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先是希特勒德国，后是苏联。它们帮助我们两个大国走到一起。
答：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21世纪已不适用。全球化正在对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大国趋于合作，而不是冲突。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一直没有直接单独同世界大国相对抗。美国参加一战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美国轻而易举地就成为战胜国。只是在二战后期，美国才在太平洋战场上成为抗击日本的主要海上力量，算是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