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乃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常打着反对别国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并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披上诸如维护民主、人权等外衣。
第二，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麦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曾这样概括美国1945年以后外交政策的目标：“创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能在世界繁荣的环境，而美国在这个世界中仍然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角色”。考克斯的概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统一。
第三，具有极端倾向。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至上主义意味着勇敢、自尊、公正、真实、诚恳和耐劳这些美德——使美国得以缔造起来的美德。”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和领土，不是对法国人来说的法兰西，对英国人来说的英格兰那种含义，而是一种学说，就像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社会主义所含有的意义一样。”可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人的影响之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极端倾向。“美国人民对日本如同他们对纳粹德国一样，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击沉他们的舰只，轰炸他们的城市，杀死日本鬼子——这就是指挥员们的情绪，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绪，美国国会的情绪。”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促使美国用核武器来惩罚袭击了珍珠港的日本。
极端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爱尔顿·弗莱（Alton Frye）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October 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I.Kutler）指出：“种族上的美国人和他们对他们的‘根’的忠诚，不管他们离此多远，肯定是考虑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曾任过美国政府高级顾问、核与太空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麦克斯·凯姆皮尔曼(Max M.Kampelman)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经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可见，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义和团情结”
在中国，冷战后滋生了一股反美情绪，这股情绪在1999年炸馆事件后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固然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民众中存在着的“义和团情结”。美国的一些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亨廷顿却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
亨廷顿谈民主与民族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意识形态和民主因素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吗？
答：民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民主是个大趋势。世界民主化进程正处在第三个高潮之中。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有些是儒教文明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中国目前正在向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尚未实现民主化。是否实现了民主化有一定的标准，虽然各国的模式不同，但基本标准是相同的。中国当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