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可能性，你们就能够同我们有良好的关系，即使不会像同日本、韩国、英国的关系那样密切。在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前，我们不会同中国有盟友关系，但仍然能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吗？
答：从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来看，很多美国人曾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当他们看到，中国没有变成这样，他们就做了非常负面的反应。对中美关系来说，更加民主肯定意味着更好的关系。
问：很多因素了限制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应该怎么应对？
答：美国人是很有耐心的人民，他们是想要中国走得比已经走得更快。我担心的是，美国人相信民主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那也不完全正确。民主的中国将有很多变化。如果美国假定，中国民主了，一切都将变好，他们将再次失望。我肯定中国会变，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并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是，我认为，要现实主义地理解民主，中国将仍然要有中国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美国的政策。
问：中国的民主进程与美国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否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答：美国是急切的。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批评中国是自然的。我也不认为，中国批评美国就是坏事。它们互相和平地批评。我不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加了主要的压力，像很多人所批评的那样，在中国推进民主。很多人认为，接触是不成功的，说中国仍然是军事化的，现在更强了。那种分析太简单了。我认为，接触是政策的一部分。我对长期态势并不悲观。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不认为这个政权是足够稳定的，民主更稳定。
问：怎样看民主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您怎样评价“民主和平论”？
答：越靠近现在，“民主和平论”越遭到批评。因为它依赖于你如何定义民主。
我想，中国民主中的真正问题是，就像你经常看到的来自于美国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批评那样，它涉及到一些像人权、法治、民主价值观的引进。赞成这些观点的美国的这些集团，有很强的影响对外政策的能力，但并不太强大。他们有时发出很重要的声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问题上能够影响对外政策。比如天安门事件时，关于中国民主、人权的观点变得很强烈。所以民主、人权能够对美中关系产生很强的影响的争论是能够发生的。它不会消失。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越是在民主上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在政治进程公开化上迈出步子，允许多种声音存在，允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表达他们的观点，就越能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首先，我知道那不会很快发生，但是越进步越好。如果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能真正展示出进步，我想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益处。
二、“民主和平论”
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民主和平论”，反共主义被纳入到了“民主和平”的框架内。
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此言极是。冷战后，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就是“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突出地体现了民主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民主和平”的思想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现。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马纽尔·康德在其1795年撰写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这被看成是“民主和平”思想的发端。在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民主和平”的思想。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和平”思想才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共和政体的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这一命题，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兴趣陡然大增，纷纷著书立说，对迈克尔·多伊尔的观点进行大力阐发，从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是：从200多年国际关系史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指欧美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或不易彼此开战；当它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它们很少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互相进行战争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即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机制和公共舆论对政府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作用，进而制约政府的外交决策；二是民主理念和传统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民主国家不打仗“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