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比如，美国同日本的双边安全同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说，对此我们没有问题，或者说这是个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实际上没有说它不是问题，而是说那是个问题。
我想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最简单事情是，如果中国政府在大陆推进政治改革，如果中国政府变得更开放，允许不同的政党存在，这将有巨大的影响，美国政府将倾向于更少地支持台湾政府，中国政府在美国公众中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对中国政府来说，那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说那需要很多时间，它是个长期的过程。但问题是，你未看到中国政府的认真努力，也许除了十三大至1989年这段时间。
问：您认为，政治制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一党制国家在俄罗斯、东欧已消失。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一党制国家。美国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有良好关系的原因是，美国的每个人都认为你们正走向某种民主制度。后来关系出现倒退。在这个制度改变前，两国关系不会好到一定程度，基本的友谊不会存在。
问：如果中国实现民主，中美关系肯定会改善吗？
答：绝对如此。一夜之间就可改善。但是目前没人看到这种机会。
问：按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使中国实现了民主，中国崛起后也不能避免会与美国冲突。您怎样看？
答：我认为那是不对的。美国传统上对中国非常友好。美国人要同中国人做朋友。但是当存在一党制政府时，友好就不会出现。当然，在民主国家之间，也有严重分歧，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就有严重分歧，但那不是根本性的。
除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外，中美两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受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是宗教意识。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无神论，甚至把宗教斥为精神鸦片。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基督教在欧美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道教虽然曾一度在中国兴盛，但其影响与基督教在欧美的影响不可比拟。虽然有人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它与宗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信教的人有所增加，但仍占总人口的少数。
相比之下，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是“宗教色彩最浓的发达国家”。据1979-1980年《政治家年鉴》统计，美国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33.3万多处，神职人员216550名；信徒13100多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22000万）的近60%。这是能够统计出来的数字。美国记者艾伦·埃尔斯纳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美国有近50万个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每10个美国人有7个说他们是教会会员，宗教似乎无所不在。还有一种说法，在每10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64个是基督教会或其它宗教团体的教友，其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也大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占有绝对优势，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领先地位，分别有7200万人和4983万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信教的人数多，而且教徒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宗教活动较为活跃。
宗教意识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社会精英的潜意识中，信神的人的德行高于不信神的人；换句话说，信神的人同无神论者在精神上并不平等。”虽然美国从立国之时起就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是无孔不入的，“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即是”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及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有重要影响，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时常打上宗教的烙印。美国政治生活处处都带着宗教的印记。“我们信奉上帝”就是美国人的一条格言，并刻印在了硬币、纸币上；国会的参、众两院都设有牧师的办公室；陆、海、空军里有常驻牧师，他们拿军队的工资，佩带军衔。许多官方仪式都带有宗教色彩。比如，每届国会开会之时首先必须祷告；领导人去世以后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安葬；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时要高颂“上帝麾下的一个国家”；圣诞节是全国性假日，届时白宫里要安放圣诞树，总统要参加固定的仪式。此外，教会本身就是个势力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可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压力。比如，教会人士时常违法收容非法移民，对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权威挑战。宗教领袖一般都要在诸如外交、国防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态度，以影响政府决策。1988年，两位牧师——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逊还竞选美国总统。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希罗认为：“宗教机构在思想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