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觉醒”。与亚洲、非洲的民族独立高潮相呼应，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独裁统治的斗争，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然而，美国出于反共主义冷战的需要，利用其对联合国的控制力，阻止新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不仅如此，美国还一再操纵联合国通过攻击中国的决议，压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组织了以它为首的包括16个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随后，5月18日，联大又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美国还利用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20世纪国际秩序的变迁，从表象上看是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世界若干潮流或大趋势的发展，世界潮流是国际秩序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对推动国际秩序变迁作用较大的潮流有四个，即民族解决运动、多极化、和平与发展、全球化。
冷战的结束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是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首次未经过战争手段而结束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状态。这一结局本身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化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时代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虽然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种“冷战”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和激烈军备竞赛那种冷战相比，其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尖锐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尽管“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诚然，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失去另一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制衡后而恶性膨胀，从而导致干涉它国内政，甚至武力推翻它国政权的事情增多，但这种干涉与动武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对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有过非常精辟的评价：“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毛泽东所言不过。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有78个国家获得独立。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状况和政治格局。实际上，在二战后的历史中，除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外，还有一个重要进程，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兴起。这从联合国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在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而到了1971年第26届联大时，则有129个成员国。后增加的成员都是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没有这一变化，中国是很难取得打破美国阻挠、重返联合国的胜利的。在表决2758号决议时，76张赞成票中有62票来自亚、非、拉国家，其中亚洲19个，非洲26个，拉丁美洲17个。联合国成员国构成的变化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的能力趋于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国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样利用联合国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了。这是时代变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结果。
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美国一方面再一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另一方面又炮制了“双重代表权”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又“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双重代表权”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自然遭到中国政府和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坚决反对。不过，美国的举动已经表明，在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美国已处于守势。9月22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讨论第26届联大议程时，决定把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之前审议。如果前面的提案被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成了废案。美国遭到关键性的失败。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2758号决议）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美国遭受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又得到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冷战后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主要的方面，在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使得美国的比较实力大增。就如同长跑比赛，当第二名紧跟第一名并总是跃跃欲试要超过他时，人们并不觉着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而当第二名被第一名远远甩开的时候，人们才会惊叹第一名的出色表现。其实，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第一名提高了速度造成的，很可能是第二名减速或跌倒引起的。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就与这种情况相似。美国的实力虽然有大幅度提升，但与二战后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之时，欧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