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04年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没有太明显和有成效的办法，就业不能显着增加，消费增长率至多超不过10%，消费仍然可能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收缩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样数量的商品由美元反映的价格上升，而交易相对所用的人民币货币减少，引起通货紧缩。反之，如果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贬值，交易所用的人民币数量将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相对美元有升值压力，实际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存在着收缩的压力。政府主导性的投资冲动将会减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目标是，改生产建设型的政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财政要成为公共财政，国有企业要进行大规模的制，投资审批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入，政府可控资源减少，政府主导投资冲动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此，2004年政府主导、冲动和诱使的投资将会比2003年减弱。
外商投资增速不定，民间投资启动难度很大。2004年政府主导性投资如果趋于下降，外商投资不能维持高增长，且民间投资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推动力将会减弱。出口增速可能会受到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是人民币变相升值)，我们开始下调出口退税水平，这将增加出口的成本，部分提高出口品的价格，减少出口需求。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必然会抑制中国商品的出口。在商品出口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出口总额会下降。
改革土地制度会使投资成本上升。从2003年中期开始，中央明确提出要清理已有的开发区，控制新设立开发区，并实行严格的保护耕地的政策，并且对过去征用搞房地产和开发区的用地进行清查。200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究竟对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变数。
清欠民工工资将抑制上欠债工程的热度。对于城市欠农民民工务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2003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年底，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农民工欠资的清查摸底、法律援助、打击和处罚等措施。更重要的是，今后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规范，工资的发放要制度化，特别是要限制和打击挪用农民工工资来上项目、搞经济建设的不道德和不法行为。2003年末和2004年如果农民工工资清欠到位和制度严厉，并追缴往年的欠款，对于挪用和利用农民工工资来发展的热劲，无疑是釜底抽薪。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也将抑制经济过热。目前，城镇政权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有几千万人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制，1亿农民工几乎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制，到2020年，还将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农民工到城市务工，享有城镇从业人员的一切权益，包括社会保障。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抑制投资、建设和出口等各个方面的热度。
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从未来经济走势看，有两个态势值得重视。一是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段。在这一过程中，还有较短的周期性波动，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大约为四年左右。根据去年以来经济运行的态势分析，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这一周期的扩张时段。但本次扩张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伴随新一轮较快增长开始的第一次扩张，因此预计时间不会很短，至少在两年左右。二是外部因素﹑突发事件对经济运行的扰动明显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支持其高速增长。历次通货膨胀都是由于国内投资和消费过热引起。外部因素，包括外贸和利用外资，决定于国内市场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表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中，国内消费和投资是主导性的，出口是补充性的。利用1981至1999年年度数据建立的回归方程中，消费﹑投资﹑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度系数依次为0.63﹑2493和0.13，与消费和投资比较，出口的影响要小得多。两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表明，国内需求的增长状况决定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大小。在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段以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重新达到了较高水平，特别是增幅呈现持续走高态势。这一背景下，外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减弱。
未来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中，周期性扩张不是结束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由于当前行政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活动仍然广泛存在，生产过剩的财产责任在很多领域还不明确，不负责任的扩张活动时有显现，例如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各地纷纷上马汽车生产项目等。这就加大了扩张期产生的过剩，特别会造成无法明确财产责任的不良资产，加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和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