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这能说明一些根本事实：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一定跟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滞留在海外的科技人才都可能大量回国。例如在国籍、绿卡、签证方面实施开放型的政策，包括承认双重国籍，不是要求离开的人才必须做出“二选一”，不影响其海外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回流，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人才也会大规模回流。
一项针对决心留在美国的亚洲科学工程学博士的调查表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决心留在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比例分别只有24.4%与33.8%；而当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指标更有利留学生回归的1998年到2001年，决心留在美国的本土高层次人才反而更多，分别是45.1%与42.2%。
人才环流与共享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国际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人才环流”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群体。美国每年接纳100多万移民的同时，平均每年还有1.7亿外国人持临时入境和居留签证的短期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发达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学习最新技术与经验，然后将其传递回国内。发达国家则需要一批人才滞留在海外引导企业从产品到技术的出口。
对企业来说，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的消费市场，或者为了生产基地转移，或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同样需要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就发现，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是这样循环的。他们的企业年收入30%以上来自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去加拿大发展。
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人才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全球招聘人才。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东方国家，外籍CEO也越来越多。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的CEO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国人，黎巴嫩后裔，出生于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还于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使索尼“掌门人”交椅上59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在过去五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SP500）中拥有国际经验人数的比例，也从26%增加到34%。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
“人才环流”是一种循环流动，与人才单向流动相比，人才环流对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不再那么挑剔。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非常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就认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
简化绿卡、签证以及出入境手续等门槛程序，是人才环流发生的重要保障。欧盟就致力于使27个成员国的人才能够在整个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与工作，不受国籍限制。例如法国针对人才环流，设立了三年有效期的“外派职员”临时居留证。在法国设立分机构的外国企业员工，或者在法国集团工作的外国员工都可申请此证。印度针对海外广大印裔人士推出的“印度裔卡”PIO计划（Person of Indian Origin Card，15年免签证），和“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终身免签证），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裔人士在印度与其他国家直接的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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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