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府对军事现代化的大量投入都进入私营企业。苏联的国有企业是最具有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能够从政府拿到大量的投入，但效益低下，并且大量的利益流向了集团自己。尽管美国民营的军工企业也被美国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但和苏联的运作方式不一样。在美国，企业不是政府的，政府有制度机制来监管企业。同时，美国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让很多企业来竞争政府的军事订单。强调竞争的美国制度，最终战胜了强调垄断的苏联制度。
中国军事现代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避免苏联的厄运。中国既要避免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也要避免国民经济军事化。在第一个层面，目前美国实际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的军事势力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对中国来说，把美国视为对手，向美国学习不失为军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要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中国没有任何实力和能力同美国竞赛，也不需要这样做。和苏联不同，中国完全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意图，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速度来从事军事现代化。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如果要避免苏联的命运，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市场导向，但经济结构仍然类似计划经济时代。西方称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并不确切，因为除了国有企业，中国还有一个庞大的民营部分，低层的自由市场规模也不容忽视。不过，国家垄断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尤其在军事工业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和美国的军事竞赛，政府必然把大量资源导入国有部门，美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应付中国经济，最终促成中国的“自我击败”。中国应当学习美国，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军工的民营化。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责任构架内的军事发展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要实现基于国家安全之上的国防和基于国际责任之上的国际合作。不和美国争夺霸权，表明军事现代化保持在防御性水平即可。对外在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来说，中国的军事发展必须考量到区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要要素。必须把军事发展放置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构架内。在这个构架内，中国至少可以制定三方面的政策。
第一，制定一系列包括军事透明化在内的军事政策。不透明，其他国家就会感到恐惧。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透明化尤其重要。中国周边要不是像日本、俄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要不就是比较弱小的国家。这两类国家都恐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大国害怕的是中国和它们竞争霸权，小国恐惧的是中国会对它们实行王道还是霸道。
第二，寻求不针对他国而针对区域或者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这种秩序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类区域组织针对解决这个区域内的共同问题。在军事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所要解决的是恐怖主义，它并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随着各种要素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这类组织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尽管在军事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会有巨大的动力去构建这类组织。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像美国那样和他国结成军事同盟。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军事发展是为了提供区域和全球性的“公共服务”。“搭便车”既不能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符合，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际利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服务”。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提供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在军事上已经参与到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活动。但这些远远不够。
国际责任也给中国的军事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中国能够把军事发展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构架内，其他国家不仅不会感受到“威胁”，反而会感觉到中国军事发展的必要性。从国际责任的视角看，中国的军事和平发展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例如在中国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海域维持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上，在开始的阶段，各国媒体纷纷发表意见，质疑中国，但到现在，这些国家不仅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更相信这是必要的，是中国的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构架内，也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也可以单独进行。在联合国构架内履行责任，这方面中国并不难，已经展开，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其他国家合作刚刚开始，这里尤其要强调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现在是全球责任最大的承担国，但已经力不从心，因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中美两国并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事合作。两国之间互相猜疑。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不能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双方都很难单独提供。两国现在有战略对话，在这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则可能要到比较后期才会发生。今天，中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提供，很多国家也还没有认同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