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规划的重要参考意见；《关于建立我省闲置设备租赁市场的探讨》则得到辽宁省领导的批示，在沈阳建起了面向国内外的全国最大的闲置设备市场。
1993年，董藩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北师大任教，和几个老师一起创建了国内高校的第一个房地产专业。一次，一个同事在南方听到了“按揭”一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董藩查了英文原文，才明白是“抵押贷款”的意思。当时，由于宏观调控的影响，房地产陷入低谷，房改止步不前，董藩认为抵押贷款是一个突破口，可以让大家都买得起房。他设计了一种“工资收入权抵押贷款制度”，虽然没被政府采纳，但按揭的观念却在他和其他有识之士的推动下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促进了住房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人们对房地产行业的误解和敌视，让董藩很无奈，“中国房地产业被彻底政治化、道德化、暴力化、妖魔化、娱乐化、社会化了。20多年来，经过房地产业的努力，中国城市家庭由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到84%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但房地产业本身却换得了这样一个结局，这是这个行业十分悲哀的事情。对这个问题没有察觉、反思，又是整个中国十分悲哀的事情。有时想到这个问题，直叫人泪流满面！”不但他委屈，开发商更委屈，富力的李思廉就抱怨：“现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天天给人骂，没有什么人夸我们，虽然我们对社会做了不少公益事业。”
或许，我们都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来重新审视这个行业的历史与未来。在高房价面前气势汹汹、怨声载道，只会干扰政府的决策，作出错误的判断。届时，受伤的绝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正如董藩所说的：“房价问题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正在把中国推向高度紧张的、严峻的甚至危险的局面。一个产业的发展而导致如此混乱不堪、相互失信、相互指责的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其他历史时期从未出现的——它已经严重恶化了社会秩序，使不和谐的程度明显加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其结果可能不可收拾。”
在几年前的一份“万言书”里，董藩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对中国这个人口数量庞大、民族众多、生产力落后的大国来说，我们特别需要‘富不傲穷、贫不妒富，政府体谅百姓、百姓理解政府’的社会。我想，开发商都有自己的市场定位，不能满足每一个消费者的愿望，但他们要尊重每一个消费者，尤其是弱者、穷人，因为正是大家的消费力才使开发商富有，我特别希望开发商学会‘衣锦夜行’；普通消费者也不该仇视开发商，他们可能‘唯利是图’，但大家应看到近些年来正是房地产业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使我们、我们的亲属或者亲属的亲属免于失业，也使大家的居住条件大大得到改观；某些政府官员不要再简单地指责开发商；学者们也要自律，不能误导舆论，更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危言耸听。”
忧国忧民、语重心长，实乃智者之言，不可不听。
2、易宪容：与开发商势不两立
在踏入地产江湖的专家、学者中，易宪容和董藩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阵营。2004年7月，一篇题为《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的千余字经济评论使易宪容名声鹊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地产江湖上越走越远、越战越勇、越陷越深，固执地扮演着房地产行业的批判者和民意领袖的角色，为此不惜赤膊上阵，与开发商拼刺刀。在潜意识里，他或许以为自己是个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好汉，但在清醒的旁观者看来，他更像是那个滑稽可笑的“堂吉诃德”。
混迹江湖、不务正业的结果是2007年年初，易宪容辞去了社科院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他所在的单位——中国社科院给出的解释是“易宪容作为一个社科院金融研究员，他发表的言论十分不科学、不严谨，没有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这是他辞任的原因之一”。
易宪容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在社科院当年的考核中，他没过关。按照社科院的有关人士的说法，考核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研究员自身的研究成果。考核的标准不是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而是到底有没有科学的研究，有没有对社会有用的成果，而不是一年发表600篇的文章，但是完全没有调查。第二是对自己所在的基层研究室有没有贡献。易宪容一直都只忙于自己的事情，完全没有为研究室作出应有的贡献。“一般的研究员，一年只发表二三十篇论文，而易宪容写600多篇论文，大部分都是涉及房地产的。房地产专业的研究非常复杂，不能随便发表看法去误导大众。”
不服气的易宪容在博客上贴出了他近几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并声称自己早在1986年就发表论文了，即他在华东师大毕业时发表的《价值与理想》，见于《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1期）。单从题目上看，倒很符合他的风格，高调发言，不作实际的调查研究。
其实，早有人对易宪容的观点和学风提出质疑。在房地产“学院派”眼里，易宪容只是一个成天在媒体面前夸夸其谈、浅薄浮躁的“媒体学者”和“江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