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去广西北海（当年也是房地产泡沫的重灾区）给大家办年货，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最好的酒店，他在三楼签了买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连那块地都没见过。
万通连续炒了几单，赚了几千万。1992年年底的时候，万通的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1991年注册的时候还是区区2万块钱。回忆那段时光，冯仑的感觉是“很high，快乐和陶醉……好像神经病和喝醉了酒的人”。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都弥漫着一种梦幻般的氛围。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手20万元的小费。
江湖的法则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万通曾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反悔，按照冯仑的说法，“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有问题，想让我们把钱退给他。相关部门立案了，有大领导批示封我们的账，功权在海南很难决定妥协不妥协。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没犯法，但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最后功权含着泪，掐了电话不听我们的，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
后来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不但赔掉了在海南赚的钱，连其他地方的利润也都填了进去。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
3、虎口脱险
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让多少人从天堂跌进了18层地狱，跳楼的跳楼，跑路的跑路，留下遍地狼藉，“天涯、海角、烂尾楼”。万通六君子为何能够死里逃生，虎口脱险？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流传最广的。
一天，潘石屹到海口市规划局了解一个项目的产权问题。工作人员说：“这是保密文件，你不能查。”
吃了闭门羹的潘石屹在规划局门口徘徊，恰好遇到一位来规划局办事的熟人。对方说：“你啊，得买一斤桔子！”
潘石屹到水果摊上称了5斤桔子，送给规划局的办事员，对方爽快地给了他一摞资料。翻阅资料时，潘石屹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海口市的总报建面积除以该市的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人均竟然达到50多平方米，而在当时，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才不过小小的7平方米。潘石屹敏锐地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行业要出大问题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天要塌下来了！没有任何需求支持的供给，这不就是泡沫吗？”于是，六君子决定撤出海南。
实际上，导致六君子作出这个英明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冯仑获得的政策层面的信息。正当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对政策极其敏感的冯仑下定决心，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六君子从海南出发，分别去了北京、上海、深圳、南宁，其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北京万通。当时，潘石屹揣着5万元的考察经费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先是结识了怀柔县主管经济的副书记，然后就百无聊赖地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等待机会的出现。
命运眷顾了他。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到旁边桌上的人提起，北京市给了怀柔县几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是没人愿意做。
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敏锐地意识到：指标就意味着机会。他主动找到怀柔县体改办主任，问：“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主任说：“那当然好哇！可是现在恐怕有点儿来不及了，规定要准备6份材料，下星期就要报上去。”
潘石屹马上联系冯仑，冯仑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负责人通融一下。这位负责人是冯仑的熟人，痛快地说：“这是好事啊！以后的企业都要按公司的形式组建，你们愿意做，那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
万事俱备，潘石屹打电话问冯仑，公司究竟做多大。冯仑有魄力，“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了做，不能再小打小闹了，最好注册资本能上亿，这样的话，公司才有地位和影响力。你等等，我和王功权商量一下”。
由于时间紧迫，潘石屹催问他到底做多大，冯仑想了想，说：“8这个数吉利，就注册8个亿吧！”
注册资本8个亿的北京万通横空出世，凭借从任志强废纸篓里捡来的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一炮打响。
4、六君子分家
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几个亿，冯仑的信心极度膨胀，他要趁胜追击，继续扩大投资。第一个举措就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连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的班，最后收购失败了。之后，万通相继收购了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并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高峰时期，万通控制了70亿元的资产，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地盘广及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等城市。
按照冯仑的说法，“公司扩张后，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业务，如同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