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深圳在“违法”改革的路上越走越远，土地第一拍的槌声即将响起。
1987年12月，全国市长会议在深圳召开。深圳决定借中央领导和各兄弟城市参加这次会议的东风，举行中国内地第一场土地拍卖，正式的提法是“公开竞投”。
用于拍卖的地块紧靠风景秀丽的深圳水库，面积为8588平方米，规划为住宅用地，使用年限50年。拍卖之前，有关领导就给骆锦星透了口风，希望他支持这次拍卖，因为深房公司是深圳房地产业的龙头企业，而且有在香港参加拍卖的经验（1985年，深房挫败长江实业、新鸿基等香港房地产巨头，以5350万元拍下深水步地皮，两年后，建成的太子中心两幢大楼在几天之内被抢购一空，深房净挣4000万元。此后，深房在美、加、澳等国开疆拓土，业务全球开花）。
骆锦星和同事研究之后，决定拿下这块地，在“中国第一拍”中夺魁，不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意义都不同凡响。经过考察和测算，深房公司竞拍的上限是530万。
当时，总共有44家企业参加“中国第一拍”的竞拍。1987年12月1日下午，骆锦星一行来到拍卖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也出现在拍卖现场。深房公司领到了11号竞拍牌。
拍卖底价为200万元，每次加价幅度为5万元起。随着一声“拍卖开始！”，一些企业频频举牌报价。骆锦星料到这块土地的成交价肯定会大幅超出底价，所以非常镇定，开始阶段并没有举牌，一直到叫价390万时，骆锦星出手了，直接叫到了400万，场上掌声雷动。
这时，场上的竞争者只剩下深房公司、深圳市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和深华工程开发公司。
“420万”、“485万”、“490万”一路叫下来，最后叫到了520万元，只剩下深房公司和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两家。期间每一次举牌叫价，都会引来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掌声。
当叫到520万时，骆锦星的心理紧张起来，因为离公司测算的上限530万元，只剩下两次加价机会了。骆锦星还是不露声色地再次举牌，叫价525万，再次引来一片掌声。看到深房公司志在必得的势头，也可能是觉得竞争不过这位深圳房地产行业的龙头老大，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放弃了继续叫价。
“525万一次，525万两次，525万三次。”拍卖师一槌定音。现场的记者把镜头全部对准了骆锦星，闪光灯亮成一片。整个拍卖过程持续了17分钟，中国第一拍以超出底价300多万元，地价611元/平方米成交。
拍卖结束后，骆锦星胸有成竹地告诉记者：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亏本，但也不会从这块地牟取暴利，盈利不会超过15%。
1988年7月，在该地块上建成的东晓花园，以低于1600元/平方米的单价出售，当时的市价是2000元左右，骆锦星兑现了拍卖时承诺的利润不超过15%。房子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卖完了，深房公司赚取了将近400万元的利润。
4个月后，修宪成为现实，紧接着《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改，土地使用权转让终于合法了。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评论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我国的根本大法承认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属性，跨出了土地商品化、市场化的重大一步。”
与1987年年末深圳土地“惊世一拍”首尾呼应的是烟台住房“提租发券，空转起步”的“一改”。1987年1月1日，烟台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模拟运行。烟台房改的背景是：1986年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座谈会上，决定成立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提租售房，鼓励个人买房建房的设想。当年3月，烟台、唐山、蚌埠被确定为改革试点城市。伟人的手推动了一下，“房改”的轮子就这样一圈圈地不停地转下去，直到目的地为止。
根据方案，烟台将公房租金从原来的0.10元/平方米提高到1.28元/平方米，同时按照标准工资23.5%的系数向职工发放住房补贴券。之所以选择一手发券、一手回收、空转起步，是因为如果马上进入实转，发放住房券的财政负担过大，政府和企业都无法承受。
“提租空转”的烟台房改冲击了旧的住房观念，让人们把房子当成了商品，“以前房子是福利，住房等国家分，现在房租大幅提高，如果我们把房子买下来，那么每个月的住房补贴就可以攒起来了。”这种观念上的变革意义深远。
正如俞正声所说：“住房改革的总体思路还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那次重要谈话中所讲的，主要内容是：新房老房都要出售，可以分期付款，提高房租，给低收入者补贴。”1991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再次指明了这一点：“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