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异乎寻常的创新精神，对此人们不会有异议。而周成建的创新精神，部分来源于他的天赋，部分来源于他的学习能力。除了抓住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学习机会之外，他以很高的代价、极大的毅力坚持着大学的学习。
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教育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多艰而曲折。这种教育缺陷导致的后果是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很快，公司展开了多头并进的搜索。征集小组开始赴浙江、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沉底式”的实地征集和考察，经半年多的探隐索异，共征集到珍奇藏品1000多件。在实地考察征集的同时，另一路人马通过协商转让的方式，不惜重金从各地民间服饰收藏者手中进行藏品征集。
这样的人才，也是周成建希望能够引入的人才，而通过美邦大学，他更希望能在自己的体系下培养出这种人才。周成建对此表态：“企业人才不能全部靠外部引进，我希望更多员工能够得到系统性的教育，通过企业大学成长起来。”
学者们无法估算，这种颇有野蛮色彩的经济数据崇拜，到底为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但它无疑是中国30年经济增长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也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
在此之前我们漫长的几千年生命回忆中，难以舍弃的时过境迁的伤悲。于是，当古老的辉煌露出从头再来的曙光时，所有人都忽略了盲目追求速度的非理性亢奋背后的危险。今日我们面临的经济局势和一些企业的虚幻荣耀，同样蕴藏着不为人知的荒凉。也许我们的市场经济与漫长历史赋予民族的价值根源之间，皆因时不我待的朝夕，所以显得相遇匆忙。
除了涉及企业自身的信息传递，《美特斯邦威报》在2008年的表现也凝聚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灵磁场。2008年1月，全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罕见的雪灾。《美特斯邦威报》对公司总部以及各分公司雪灾情况进行了专题报道，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感，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迎战雪灾，携手渡过难关。5月，四川汶川爆发了特大地震。地震发生以后，公司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捐款和捐物价值达630万元。《美特斯邦威报》也立即策划抗震救灾特刊，在痛悼此次汶川地震死难者的同时，报道了企业在此次震灾中所采取的救援行动、承担的企业责任。同时还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和全国人们群众一起向四川灾区伸出援助之手，共同抗震救灾，承担起对生命的责任。
事实上，如果能把中国历代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基因”嫁接到美特斯·邦威品牌文化中去，哪怕嫁接的只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将产生石破天惊的深远意义。
1955年以后，企业大学迅速蔓延。后来领跑行业的企业，大多数有自己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著名的企业大学往往汇聚于新生的信息行业，比如电子巨头惠普、摩托罗拉、西门子和IBM。
这并不奇怪，相比于三十年间迅速膨胀为一个半市场化国家的中国，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建立市场体系则经过上百年漫长的摸索和实践。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过仅仅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城市居民自有住房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比例，远超过美国、英国等国家。除了中国人对于房产的格外钟情之外（有人将此归因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金融理财产品的巨大欺诈性以及私人资金投资无门），银行贷款、楼房预售等市场销售技术的模仿和学习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增长的另一方面，是法律的不健全、市场的夹生、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的逃离，以及为了增长而导致的文化根基的严重褪色。
市场和文化之间的角力，必然导致这种互为掣肘的矛盾感。
在所有需要重回文化根基的人群中，企业家阶层的感触尤其深刻。几乎所有企业家都相信，一个缺乏系统的文化素养、价值信念的企业必然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
企业报刊的媒体性质，使它天然地成为企业沟通和文化建设的桥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报刊不仅扮演了沟通内外、上下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启发、引导员工多了解自己的企业，不断熟悉和提升自身的价值。它可以让企业外的人多了解企业内部的动态，也可以把外面的情况介绍给员工，拓宽员工的视野。
这种追寻，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显然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周成建自己这里，却并没有太多自我怜惜的意味，他说，只做自己想做的博物馆。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在谈到中美之间的教育差距时感慨：“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而在中西方的企业大学之间，这样的差距必然也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