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的技术创新缺失、设计乏力将导致整个制造业的后继无人。
为什么中国的服装企业无法真正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因为许多企业主对于品牌的认识，停留在最初最原始的阶段，以为品牌等同于商标。以为只要给服装取一个名，设计一个符号，再请服装代言人，在媒体上做一些广告，这样，服装品牌就建立起来了。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营销泰斗菲力普科特勒说“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图案，或者是他们的相互组合”。这些元素只是作为品牌的骨肉，而品牌的文化才是真正决定灵魂的神经和血脉。
落实到市场上的创新同样重要。终端的创新同样需要精耕细作，这种终端的精细耕作讲究实效性。开一家门店要让其赢利，并且富有竞争力。许多门店匆匆忙忙地开业，又匆匆忙忙地退出，品牌的延伸更是天方夜谭。终端的创新，要求服装企业做出系统的分析和周密的权衡。那种贪多求大、赶英超美式的空洞理想，无异于非理性的亢奋。这种疯狂的状态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也无数次以恶果告终。
很不幸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样危险的境地。
从“制造”到“创造”，在管理上，必须打破企业普遍存在的家族式管理。费孝通先生曾经考察过的乡村经济模式，在若干年后因为后继乏人而纷纷破产。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整个时代的诉求。但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迹于江湖的服装企业却死死攥住家族的藤条不愿松手。要知道，在日益市场化的大环境中，单纯靠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家族模式，将因为一个细小的个人失误导致企业走向毁灭。
中国制造业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以低廉的劳动力换取的成功，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份对2629位参加广交会外商的调查表明，外商更熟悉中国企业的名称，而非中国品牌。负责调查的人员道出了其中缘由，“主要是因为多数中国企业都是为外商OEM（贴牌生产），而不是以自主品牌出口。”
尴尬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制造”虽然强大，但是“中国品牌”却籍籍无名。周成建之所以成为先行者，就是把握住了品牌这块稀缺的奖章。然而，如果周成建一个人的成功故事无法成为所有企业可资借鉴的样本，其品牌也自然没有更强大的渲染力。
幸运的是，他的故事虽然是另类，但完全可以复制。
在这个故事中，最需要看清的部分在于，如何把握贴牌生产和创立自主品牌的关系。
由于贴牌生产，中国企业只能赚得微薄的加工费用，而大部分利润为国外品牌企业所赚取。另外，贴牌生产往往因为加工出口量大而容易遭遇国外的贸易壁垒，近年来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皮鞋、彩电等制造品屡屡进行的反倾销调查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依然沉浸在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消费国以及生产国这样的虚幻荣光中。中国服装每年出口额可观，但绝大多数企业停留在替国际知名品牌代加工的层面。消费者对一个成功品牌的执着和忠诚，更多源于品质信赖和文化诉求，在制造与创造之间的沟壑，必然通过无数次痛苦的流血和挫败来填平。
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品牌的生命力就在于对自身和市场的双重把握。看一看美邦的努力，最清晰的地方正在于此，周成建对产品的严格把关以及对市场的精确判断，是一种不断觉醒的过程。在满是泥沼的世界中探索一条便捷之路，需要无数个周成建，也需要无数个美特斯邦威。
深度觉醒
时间到了2003年，美特斯邦威走完了觉醒的路。在一半幸福一半焦虑中度过了三年的觉醒过程之后，周成建曾经的决定很快就要实现了。这种时机的成熟还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全新的轮回。
春天，朱镕基卸任，温家宝就任新一届总理。中央党政领导核心实现了顺利的权力交接。这意味着在一以贯之的方针下，许多小细节将发生改变。然而，面对一番盛世，却屡屡传出不和谐声音，这令人匪夷所思。
过去的十多年，朱镕基务实而强悍的作风引来了不同的赞者和贬者，但好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同样无法否认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官员腐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失业、法制不完善，等等。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一场危险的大火。这一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8，已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地方政府为谋求经济快速增长，有苦难言地牺牲医疗、教育等公共品投入，在一片对土地买卖快速致富的呼声下，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种交易带来的是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国家信访局长说“80%的上访都是有道理的”。但体制上的问题，不是解决个案能消除掉的。
危险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如果有人觉醒，也只是基于后改革时代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不得为之的肤浅觉醒，涉及到所有人的深度觉醒依然需要大动作。
为了扭转困局，这年10月，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