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地方比起来不甚浓厚的地域，于是给了商业闯关先天的理想温床。它和更遥远的深圳之间，似乎有某种奇特的关联，前者是民间闯关的成功典范，后者是官方指定的改革试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向更自由、更活跃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共同点，却不是第一时间就在舆论中出现的，此时的周成建和他的温州伙伴们远远没料到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业将会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棋子，而要看清这年的脉络，一切需要从深圳说起。
1月19日，天气并不太暖和。平时，深圳市政府官员们应该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但这天是周日，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庄重而肃静，它们都在翘首等待一个大人物的到来。早上八点，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他的同僚们在火车站迎接到了这位大人物——时年88岁的邓小平。
邓小平南巡的意图很明显，他要走一遭，看一看，中国的南海边发展成什么样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地方官员们已经从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中感觉到首长的急切心情了。毕竟，离上一次给深圳题词，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邓小平确实对这里再度充满了好奇。
这次南下，除了官员们能近距离接触邓小平外，还有一家媒体获准来到现场，这就是《深圳特区报》，报纸副总编辑陈锡添把这次经历当做了一份见证历史的资料，他后来说起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呈现出一种很宏大的人与历史的逻辑：“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描述尽管有些夸大，却也和事实相差无多。
这个春天，让喜欢宏大叙事的中国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整年都被称作春天。邓小平的南巡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更大的号召力则体现在经济上。
研究过中国政治规律的人无疑将这次南巡看做一场经济觉醒的开始，谁在第一时间跟上了高层的思路，谁就有机会创造奇迹。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一万八”。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行动起来的人，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从商热潮。
众多成败得失的热情中，早已暗自蓄力的温州商人们以一种整齐的方式发起了比其他从商者规模更加浩大的商业旋风。此时的温州，火热狂飙，全民皆商，辐射全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商业据点。
当时的北京有个浙江村，温州人马上订正：与其说是浙江村，莫如说是温州村。1992年，温州人在北京谋生的有十来万。而在北京市政府当年的文件中，这个数目是10万。这些人几乎全部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南面五公里的地方。
那里的景象常常会让人陷入迷茫。老胡同的两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砖棚；“成衣店”、“粉干店”的招牌四处飘摇；小三轮、摩托车和老驴车四处穿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不时掏出一个“大哥大”嚷些什么。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没多久，南苑乡大红门一带，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
他们通常赁屋而居。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屋外的墙壁挂着“批发皮夹克”的牌子，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
此时，在这些温州人的故乡，是另一番天地。
流行歌曲《小芳》正在大江南北飘红，暧昧而混沌的气氛中，热情被鼓动起来。伴随着轻快的旋律，人们纷纷丢掉“铁饭碗”，下海去了。
温州的街头，身兼数职者大有人在。很多人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有的公职人员每天下班后替别人开二三个小时出租车，收入便是工资的好几倍。温州人认为，“一个人能赚钱说明他有能力”，至于这钱的“姓氏”便顾不了许多。赚钱成了第一要务，从政府办公室到田间地头，经商创业的风气盛行一时。
这种火爆的商业气氛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各种可以滋生利益的行当纷纷冒了出来，其中包括一年前刚刚出现的证券、股票。即便关于证券和股票姓“资”姓“社”的问题仍旧是讨论的重点，但南方讲话之后，所有疑问都烟消云散，炒股成为名正言顺的行为。
然而，在温州，这仅仅是昙花一现，股票很快在温州遭受长期的冷落。温州人“不喜欢炒股票，买基金”，尤其是“那些大款们，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事事都走在国人前头的温州人“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经济日报》对此大惑不解，称之为“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实际上，温州人显然更喜欢“实打实的交易”。
正如温州街头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所言，“温州人精明得很！没有把握赚钱就不做，现在温州老板开服装厂，皮鞋厂和打火机厂，小打小闹，能赚一些钱，也没有工夫到股市去。”
风暴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