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地方实质上都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困局，这种困境相比今日中国的困境，无法同日而语。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叫做“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
198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基本设想是：价格连涨5年，年涨10%，工资也连涨5年，年涨10%以上。
如此巨大的变革方案，其引发的震动效应可想而知。方案还未实施，各地抢购成风的消息就不断传入中南海。1988年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8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特意发文进行解释，“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甚至更长时间达到的目标。”
在国家最高级别的领导层内，思想的碰撞也从未止息。总体而言，对改革的期望和支持占了上风，有人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困难期很快在一批精通市场改革的领导者大力支持下，跌跌撞撞地度过了。变革之痛在短期内似乎不会再发生大规模重演。作为整场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业的新黎明，终于在新世界初期的阵痛中展露出略带憔悴与希望的容颜。
服装业告别忧伤
根据权威文献，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纺织业可以用“两纱两布”概括。纺织出口主要是纱、布等纺织低端产品，而今天构成外贸重要部分的服装出口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服装出口金额在十年间已经提高了整整五倍，增长速度的惊人也契合了整个国家的开放速度。
一面是数据的膨胀，另一面是外贸体制的巨大变革。从改革初期的服装外贸经营权下放给地方，三来一补等方式也率先在改革的前沿广东省踏入开端，第二次变革则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国家开始执行服装企业的承包责任制，体制的激活令服装出口额也成倍翻番。
在大环境来看，此时的大规模供给依旧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国营服装厂，服装面料和款式，甚至价格还十分单一，这些“名牌服装”集中于大中城市百货商场，乡镇居民要买名牌需要“进城”。
随着票证时代的终结，成衣制造业风生水起。这种变化带动了周成建这样的小作坊。布票取消后，小裁缝业迅速蹿红，这为后来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随后，民间资本迅速地成规模进入服装制造领域，出现了大量乡镇企业和家庭作坊，企业数量迅速增长到数万家，成百万计的裁缝和服装从业人员涌入改革大潮，全国成立县以上服装鞋帽工业公司178个，全国设有质量检测站35个，大型质量检测中心2个，各纺织高等院校中均设置了服装专业。
一条关乎服装业上下衔接的产业体系初步成型。
然而，问题在于，数量的成长只完成了积累的一个方面，服饰的单一仍然是服装业的主要问题。市场化似乎遥不可及，事实上，等周成建们意识到市场化和品牌化经营，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老迈的国营服装厂明显跟不上火速“与国际接轨”的消费需求，随着服装倒卖者的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也孕育产生。这些小商贩把款式新颖、面料考究的时髦服装从广州等城市贩卖到全国其它地方，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以这类服装为基础的“地摊”式服装集散场所，不仅用这些来自于香港的流行信息改变了内地居民“消费观点”，更为“服装批发零售市场”打下了基础。
服装集中市场的出现，填补了体制与市场之间的空白。一大批集散地的诞生，见证了服装业从一潭死水向一池涌动春水之间的历史变革。
从1988年起，中国服装业告别了过往的忧伤，开始走上了真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也成为了服装行业发展的核心词，民营经济登上历史舞台，领军企业诞生。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国内市场迅速扩容，为服装行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上服装业进入门槛低、收益快，众多民间资本投向了服装行业。
这种大背景下，周成建在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的红火生意由此拉开。但很显然，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已经万马奔腾了。
而他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一人王国中，自得其乐。
一个人的王国
上世纪80年代的终结，让人告别了诗意和理想主义，转而进入全速发展的经济实用主义周期。在一片戾气被打开之后，下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