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响应国家“把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号召走到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工厂，后来，它发展成了红豆集团；时间推移，时局变幻，当中国人从狂热的政治生活中脱身而出，江苏常熟白茆镇山泾村一位名叫高德康的年轻人发起组织了一个缝纫组，这个缝纫组就是波司登的前身；1979年，李如成等几位知青凭两万元知青安置费起家，自带尺子、剪刀，在一间地下室里办起了宁波青春服装厂，这就是后来的雅戈尔……
风潮滥卷，人心惶惶。蛰伏半年后，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表彰会召开：市里要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随后不久，郑元忠获得了自由，开始了服装企业的创建。
沉寂并不可怕，因为沉寂过后，肯定迎来增长。这也是1986年在当时初出茅庐的周成建眼中值得怀念的原因。
1982年底，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北美、日本超过了台湾，中美开始就纺织品贸易展开拉锯战式谈判。这一年，tO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召开，中国外经贸部派了一个司长前来观摩，法新社当即意识到“中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
1986年前后若干年间，中国人穿衣大致只有绿、蓝、红、黑等几种有限色调。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的历史区间内，服装业仍然延续着单调的路径。即便我们的国家已经迎来了大时代，但基于商业基础上的服装行业却仍然在缓慢地复苏，这一情景并不奇特。
单就创业和财富的梦想而言，任何处于变革的时代都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成功者的崛起，一面是失败者的倒下。被时代终结和成就的人们，在中国风火前行的30多年里，显得尤其突出。
相比于前辈在艰辛中绽放出的光彩，周成建在1986年之前的生涯显得暗淡无光，除了创业失败，惹上了一身的债务，他似乎一无所有了。但后来令他脱颖而出的元素也正在于之前的失败。在各路英豪厉兵秣马的当口，一个新时代打开了大门。
区域专业市场的诞生，使温州人“家门口练摊”。不出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同全国各地批发商洽谈生意，外人看来数额巨大的交易，在温州商贩眼里变得微不足道。这样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家庭作坊、私营企业走向全国市场的成本和难度，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名商巨贾以此为依托，登堂入室。
奇特的地方在于，有人十分幸运地选择了一个行业，并在其后改变了很多事情。如同一种必然的历史承担，也像极了因缘耦合的宿命。无论如何，天地毕竟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