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器，你就不会再发生问题了。你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只要住一星期，你就可以出院。”
托伊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目光再度转向他。
“不！”她大声说，几乎是在叫喊。她有一种强烈冲动：离开这个医院，离开这个房间，摆脱她丈夫和埃斯特班医师。不管在公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都得弄清楚，她得去找那女孩，得如她曾经答应的那样，保证她平安无事。托伊记得最后一个情景是她将她放在一辆长身的黑色的轿车后座上。她搞不清那司机是谁，他在什么地方把女孩接走的。甚至，他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绑架者，而托伊却像个傻瓜似的把孩子交给他。
“如果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埃斯特班医师说，“那我除了尊重你的决定外，别无选择。但我得告诉你，你作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你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风华正茂，毫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一个简单的手术。”
说完，他转身离开房间。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瞥了托伊一眼：“等我下次再见到你时，约翰逊夫人，也许你就没法走了。”
“为什么？是因为我丈夫会把我锁起来吗？”
“不，是因为你死了。”
话音刚落，他便无声息地走出了门口。
托伊望见他走进护士办公室，摇了摇头，等着护士把她的病历递给他。
在草草扫了几眼后，他便把病历表摔在台子上，消失在楼梯口。
亚特兰大这年的秋天反常的暖和，但在带空调的新闻间里却凉嗖嗖的。
三十五岁的杰夫·麦克唐纳，一位从《洛杉矶时报》新调到有线新闻网的记者，正在新闻编辑室值夜班。这时，他的顶头上司斯坦·菲尔德走到他的桌子旁站住了。斯坦五十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他个头不高，并微有些秃顶，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喜欢穿白衬衫和背带裤，工作时老是撸起袖子。麦克唐纳离开《洛杉矶时报》是因他想改行转向电视。
“瞧瞧这个，麦克，”菲尔德说，“是我昏了头，还是我们确实见过这个女子？我是说，最近，可能就是前几天。”
麦克唐纳带上眼镜，扫了一眼那张纸：“这是从哪儿来的？纽约局？”
“你说对了。看上去就像刚从波提切利的画中走出。光瞧这图片还没有完整印象，好好看看这描述：红发，绿眼，肌肤胜雪。”
麦克唐纳意识到自己所看的是一张计算机合成的素描。那张脸美得摄人心魄：精致的五官，高高的颧骨，线条柔和的嘴唇。
“你知道吗，”麦克唐纳说，“我想你也许是对的。她看上去挺面熟的。相貌惊人，你不这么认为吗？”他为她的头发所吸引，发卷纷纷从脸庞飘向脑后，似欲从画中走出，乘风飞去，以免被人们逮住：“你手头还有别的什么？”
“一位八岁女孩今天早上从曼哈顿一所教堂的院子里被两个男子绑架，一会儿前才找到。那两人显然试图强暴她，然后把她丢进了一条排水沟。州参议员罗伯特·魏斯巴思和他的司机看见这位女人抱着这孩子从中央公园里奔出，便刹住了车。这女孩正患着哮喘。”
菲尔德停住嘴。他的儿子曾经得过哮喘，到十二岁时才好。但那之前是一段多么漫长艰苦的岁月啊。记不清楚有多少个夜晚，他被儿子那急迫、粗重的呼吸所惊醒，夜不成寐。
“惊吓和寒冷的污水的刺激，使小东西得了感冒，引起哮喘严重发作，处境危急。倘若不是这位女人发现她，她很可能死了。”
菲尔德明白这一切。每次他儿子得了感冒，便会逐步升级为肺炎。哮喘使得支气管发炎红肿，导致肺部积液，极为危险。
菲尔德继续说：“这位女人将孩子放进轿车后，便消失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你不这么认为吗？一位乐善好施者，不求图报，做完了好事后便销声匿迹。我喜欢这种味道。”
“等一下，”麦克唐纳边说边举起双手，接着，他像个疯子似的在办公桌上的那堆纸中翻找着。
“孩子，漂亮的女英雄不见了。几天前也有这么一则报道。来自堪萨斯。我们有剪报。”
终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UPI关于那场学校火灾的报道。
“找到了。”
他挥舞着手中的复印件说。
“你找到了什么？”菲尔德问，越过麦克唐纳的肩膀朝下望。
“没什么，”麦克唐纳开玩笑说，双手遮住那张纸，“要是我把这拼到一起，这就是我的了，对吗？你得答应我不把它拿走给别人。我近来所捡的不过都是些残渣。”
菲尔德捧腹大笑，拍了拍另一个人的背：“你们这些狡猾的白小子以为你们可以到亚特兰大来，得寸进尺。小子，你到这儿来是想发迹吧？”麦克唐纳确实挺喜欢菲尔德。不仅如此，麦克唐纳还尊敬他。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别叫我小子，”他说，试图装得一本正经，“你竟敢称一位白人为小子，我要告你，老兄！这是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