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华盛顿纪念大道发生的一切比起来，这就不算什么了。
从罗斯林开往兰利的公交巴士车厢里就像个屠宰场。事后向公众公布的数字显示，七人死亡，九人重伤（其中五人做了截肢手术），二十人轻伤。车顶完全被掀掉了。
消息传来，兰利的数千名工作人员都惊呆了。这就像是有人对美国宣战，只不过宣战的是一个死人。
弗吉尼亚州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刻也没耽搁。他们通过驾照颁发机构追踪到杀手的汽车。特战小组冲进了费尔法克斯郊外的那座房子。屋子里都空了。不过法医小组还是穿着严严实实的连体衣裤，先是剥去了所有的墙皮，然后又挖地三尺。
二十四小时之内，讯问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反恐怖主义专家仔细研究了枪手的笔记本电脑和日记。听着枪手的死亡宣言，联邦调查局胡佛大厦各个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都沉默不语。宣言被拷贝给了中央情报局。
被袭击的公交巴士还停靠其他站点，所以车上的人并不都是为中情局工作的。但大多数人都是去往终点站——麦克林区的兰利。
太阳落山之前，中情局局长行使了他的特权，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走廊上的工作人员说，总统一直怒火中烧，脸色发青。
极少有一个国家的特工首脑喜欢敌方的对手的，不过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冷战期间，西方很多人都不得不尊重东德间谍机构的掌舵人。
马库斯·沃尔夫，代号“米夏”，他的经费很少，可他的敌人很强大——西德和北约。他甚至都不试图策反波恩政府的内阁部长们。他的目标是那些高层权力部门办公室里的隐形人。她们穿着寒酸，整天跑来跑去，可没有她们，整个办公室都无法运转。她们就是部长们的私人机要秘书。
他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机要秘书通常都是老姑娘，一个人独自生活，日子乏味、单调。于是就以她们为目标，给她们派去年轻英俊的情人。这些“罗密欧”很有耐心，行动很慢。让她们冰冷的生活拥有温暖的拥抱；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许诺退休后厮守终身。得到所有这些只需要扫一眼那些永远流转于部长们办公桌上的愚蠢文件就可以了。
她们确实这么做了，这些英格丽和瓦尔陶德们。当部长走开去吃四道菜的午餐时，她们把丢在办公桌上没人管的机要文件都进行了复制，传递了出来。对波恩政府的渗透程度已经严重到连北约盟国都不敢告诉波恩今天是星期几的地步。因为在一天之内，与波恩联系的情报就会传到东柏林，然后是莫斯科。
最终警察来了，“罗密欧”也消失了。办公室的小白鼠缩成一团，泪眼蒙眬。很快，她们就被两个大块头警察带走了。她们之前独自生活的小房子换成了监狱里的小单间。
米夏·沃尔夫是个冷酷的混蛋。东德瓦解后，他退了休，留在了西德，最后老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四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军情六处也想窥探昌西·雷诺兹的办公室，想知道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他们都说了什么。不过，朱利安·雷诺兹的整个房间都由一支高水准的电子专家小组彻底检查过。小组里的某些人事实上就是从国家情报机构退役的。
所以，这个夏天，在加里斯·伊万斯的私人办公室里，虽然军情六处并没有使用最先进的秘密技术，但他们派了艾米莉·布尔斯特罗德。所有的一切，她都能看到、读到、听到。她端着茶杯的托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
哈里·安德森冲着加里斯·伊万斯的脸大喊那天，布尔斯特罗德在街角的熟食店买了她常吃的那种三明治，走进她最喜欢的那个电话亭。她不喜欢人们放在口袋里的那些时髦东西。开会的时候它们总是响。她喜欢去那些仅存的刷着红漆的投币式电话亭。她拨通了沃克斯豪尔交换台，要求连线。她只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下班后，她步行去了圣詹姆斯公园，坐在事先约好的椅子上，一边等着来接头的人，一边用自己三明治上的面包渣喂鸭子。白天的时候，她一直在想，她挚爱的查理在莫斯科。查理每天都去高尔基公园，从前苏联叛徒奥列格·潘科夫斯基那儿取走最高机密的缩微胶卷。这些国家机密最终摆放到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让他能够智取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且在1962年，让古巴的那些讨厌的导弹被拆除掉。
一名年轻男子走过来，在她身旁坐下。他们通常需要做些无害的闲聊以确定真实的身份。她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毛头小子，她想。她之前为了公司穿越铁幕，潜入东德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个实习生，或者甚至都还没出生吧。
年轻男子假装在看《伦敦标准晚报》，他没有做笔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录音器正在默默地工作。艾米莉·布尔斯特罗德也没做笔记。她有她自己的两样法宝：完全无害的个人气质，以及超强的记忆力。
于是，她逐字逐句，详详细细地告诉“实习生”今天早上在律师事务所发生的一切，和实际情况一字不差。然后她站起身，走向车站，乘通勤地铁去往自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