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
他与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的婚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事实上，那个女人真不是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他的岳丈后来成了国务副大臣助理。同时，这也使得一份一九三七年他从柏林发出的倒霉的备忘录被人们遗忘了——那份备忘录上说，德国重新武装从政治意义上讲对西欧的未来没有实质影响。
战争期间他回到伦敦，有一阵子在巴尔干科。他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当时的首相毫无理由地偏听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的意见，年轻的奎格利因此被调到了法国科。那个上尉名叫菲兹洛伊·麦克里恩，他曾伞降在南斯拉夫，他建议支持一个叫铁托的可怜的共产党人。
到法国科之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吉罗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鹊起。如果吉罗不是被另一个驻在伦敦的资历更浅的法国将军取代的话，这原本也应该是个不错的政治方略。那个法国将军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叫做“自由法国”的部队。至于温斯顿·丘吉尔为什么对这位法国将军一直念念不忘，哪个行家都猜不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用，所以也没人能说杰斯佩尔爵士（一九六一年，杰斯佩尔因在外交界的“卓越”服务，被授予爵士爵位）缺乏成为一名优秀法国科领导的基本资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乐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发布会结束之后，杰斯佩尔爵士与法国外交大臣进行了二十分钟颇不愉快的会晤，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敲门。杰斯佩尔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从面前的记事本上拿起一张薄薄的蓝色纸页，仿佛刚刚开始阅览一般。
“进来。”
年轻人走进办公室，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
杰斯佩尔爵士从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面打量了一下他。
“啊，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晚上递交的这份报告。有趣，很有趣。一个法国高级探长向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做出的非官方请求。之后该请求被转给一位英国政治部资深警司。该警司认为应该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处成员咨询，当然也是非官方的。是这样吧，嗯？”
“是的，杰斯佩尔爵士。”
劳埃德望着站在窗边的这位外交家的瘦小身形。他正在看着自己的报告，好像之前从没读过一样。他知道，杰斯佩尔爵士至少已经好好读过内容了。现在这样浑不在意的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而且，这位年轻军官认为，他可以帮助政治部的官员，因此并没有向上级请示便向其提供了某些意见。该意见毫无根据地认为，一名表面上是商人的英国公民实际很可能是一个冷血杀手，对吗？”
劳埃德心想：这个老混蛋究竟要说什么？
很快他就明白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亲爱的劳埃德，尽管这个请求——当然，是非官方的——是昨天早上做出的，而外交部和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部门负责人却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被告知。这件事有点古怪，你说是吗？”
劳埃德明白他的意思了。这是部门之间的钩心斗角。不过他也清楚，杰斯佩尔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他在官场混迹数十年，精通权力斗争。和国家大事比起来，这些特权机构的人通常会花更多的心思在权力纠纷上。
“尊敬的杰斯佩尔爵士，托马斯警司于昨夜九点对我提出请求。正如您所说，是一个非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