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城里的酒吧和妓院了。剩下的东西都属于军团。不过牧师向他保证，在如今的军团里，立一个遗嘱绝对正当。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叫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外籍军团的士兵，现在在马赛。最后，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其他档案，都被归到了巴黎武装部队的档案库。当法国安全部门获悉科瓦尔斯基的名字与一九六一年发生在博内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时，这份档案连同许多其他档案一起被找了出来，被利拉大门的罗兰上校的行动分局所关注。他们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一直对此毫不知情。
他这一生只见过女儿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枪，被送往马赛疗养；还有一次是一九六○年，他护送罗丹中校又来到这个城市，为一次军事法庭审判出庭作证。第一次，小女孩才两岁，第二次四岁半。科瓦尔斯基去的时候，给约约夫妇带去了很多礼物，给小西尔维买了许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维克多叔叔相处得很好。不过科瓦尔斯基从没和任何其他人提过此事，连罗丹都没有说过。
现在她不断低烧，得了什么“血病”。科瓦尔斯基整个早上都非常担心。午饭后他上楼取来邮件匣子和链子，把它们重新在手腕上绑好。因为罗丹正在等待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详细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再去一趟邮局，去取下午来的邮件。
“什么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连续低烧的血病？”
罗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绑链子，听到问题后惊讶地抬起头。
“我从没听说过。”他回答。
“是一种血液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道。
卡松在房间另一边正在看一堆杂志，他笑了起来。
“嗯，是什么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说，“血癌。”
科瓦尔斯基看着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非军人的话。
“能治好的，上校。对吗？”
“不，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绝症，治不好。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读到的。”
他离开了房间。罗丹本应该觉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从来不懂得阅读任何更复杂的东西，而今天却说起了这个词。下午他等待的邮件取回来了，信里说，“秘密军组织”在瑞士银行的联合户头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不但没有注意到科瓦尔斯基的异常，而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罗丹感到很满意。他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那笔钱转入他雇的那个刺客的账户。至于剩下的差额，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戴高乐一死，那些早些时候在“秘密军组织”比较辉煌的日子里资助过他们的极右翼企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万美元的。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人对他要求继续提供经费还婉转地推托，“由于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使得他们过去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样是这些人，到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以支持这些战士为荣的，因为他们不久就将成为重获新生的法国的新统治者。
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
罗丹对卡松的意见反复考虑了很久，最终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图。事实上，向银行发送指示，以及随后给伦敦发信提供巴黎的电话号码，都不会对杀手的计划产生分毫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杀手已经选好了行动的时间，而且已经像钟表那样精确地在执行他的计划和意外防范措施了。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屋顶上，他巨大的身躯隐在空调的阴影里，手里拿着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想着在马赛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续低烧的血液病。他非常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