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着。从蒙帕纳斯大道倾泻而下的车流与奥德萨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车辆在这里汇集，仿佛一个漩涡。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两边的建筑很高，俯瞰着广场，建筑物临街的一面非常狭窄。他围着广场慢慢绕到南边，从栏杆中间向着车站的院子凝视了一阵。里面一片嘈杂，汽车和出租车每日在这里接送的人成千上万。这里是巴黎的大型干线车站之一。但到了冬天这里就一片寂静，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里独自品味着在凝重的雾霭里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历史。车站就要拆了
豺狼转过身，背对着栅栏，看着雷恩大街上的车流。他面对着六月十八日广场，确信在预定的那天，法国总统一定会来这里，那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周他所勘察过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这里，他确信，那个人一定会来。蒙帕纳斯车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金属柱将被熔化，制成郊区的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战败，法国胜利的车站广场将被改建成一家高档咖啡馆。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那个戴着法国军用平顶帽，有两颗金星的人，一定会再来一次。而同时，雷恩大街西侧拐角的屋顶天台与车站前广场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练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两头拐角处的房子都楔入广场，显然都可以入选。雷恩大街的头三幢房子也可以，不过那里到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狭小。再往里的话，角度就太小了。同样，东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远的话，角度也会太小，而且距离也太远了。除了车站大楼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建筑能够控制车站前广场了。但这里不能用，它楼上那些俯瞰前广场的办公室窗户里届时一定都布满了警卫。豺狼决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过街道盯着对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离底下喧嚣的车流只有几英尺远。他待了三个小时。然后去另外一头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观察了东边的情况。整个下午他就在这条街上来回逛着，在附近的街区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门里张望一番。
他最后去的是蒙帕纳斯大街临街的那些楼房。但这些都是新起的写字楼，显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走过临街的房子，穿过马路，坐在树下人行道的长凳上，看着楼上，手里把玩着报纸。房子有五六层高，由石砖砌成；楼顶有一圈护墙，墙后是黑瓦铺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顶。屋顶是带阁楼的，不时探出一扇窗子。阁楼曾经是仆役的居所，现在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穷人住在这儿。屋顶，尤其是阁楼的窗子白天肯定会被监控。很可能在屋顶会有守卫，蹲在烟囱旁，用他们的野战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窗户和楼顶。不过阁楼下面的顶层房间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人缩在黑暗的房间里，从街对面的窗户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热的夏天，一扇打开的窗户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间里向后缩得太深的话，向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就太狭小了。出于这个原因，豺狼将雷恩大街两边的三幢楼都排除了。那里的射击角度太小。现在只剩下四幢楼可供选择。他预期的射击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后，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让光线越过车站的楼顶，照进街东头的房间窗户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西边的那两幢。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七月二十九号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他发现西侧的顶楼窗户只斜斜地射进一缕阳光，而东边的房间却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个门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天豺狼要么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要么坐在人行道的长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选了一个距他感兴趣的楼房出口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隔着行人络绎不绝的人行道，那个看门老妇就坐在出口处，织着东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服务员走过来和她聊了几句。他叫她贝特夫人。这个场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天气很温暖，阳光照进灰暗的门洞里几英尺深，太阳这时仍然高高挂在南方或东南方向，越过车站的屋顶照耀着整个广场。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适的祖母。这个前来勘察地形的人坐在离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发现她很受欢迎。间或有人进出这幢房子时，她总是向人们打着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们都愉快地回应她：“你好，贝特夫人。”她性情温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报有同情。下午刚过两点，跑来一只猫。贝特夫人立刻奔进自己在底层后面黑暗的小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为这只她称作“小猫咪”的动物拿来了一碟牛奶。
将近四点的时候，她卷起自己织的东西，放到围裙的宽大口袋里，趿着拖鞋，慢慢朝面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那幢公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轻轻跑了上去。
楼梯是绕着电梯通道盘旋向上的，在楼的后部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小平台。每隔两层，这个小平台靠楼后墙的位置有一个门，通向钢制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