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时任经贸部部长的陈慕华主持部长办公会，会议决定：要对GAtt的条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正式参加前，要较长时间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GAtt的活动，了解情况；加速培训符合GAtt需要的人才和干部。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前期准备非常及时和必要，因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同时拥有一批在多边体系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谈判老手和法律专家。
1984年11月6日，GAtt理事会一致通过中国的申请，决定给予中国观察员地位。
遭遇体制障碍
中国接近GAtt的动作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有些西方国家智囊机构认为，中国与GAtt贸易体系结合的问题太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因为GAtt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其作用是限制缔约方干预市场的行动，但中国决定生产和供应的不是价格，而是国家的计划指令。
1985年10月3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美国贸易副代表史密斯说，自1950年以来，中国与GAtt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需要全面研究这些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对国际贸易体制的总体影响。
欧共体驻GAtt大使陈文定是一位越南裔法国人，熟知东方文化及中国。他说，中国块头这么大，轻纺产品的出口增势这么猛，令贸易伙伴感到害怕，越往后拖，解决中国席位问题的难度越大。
1986年1月4日至11日，GAtt总干事邓克尔首次访华。他把缔约方对中国“复关”的一些看法告诉了中方，这些疑虑无非是担心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冲击，或者对中国经济体制定性有质疑，以及对各种具体经济政策有不同看法。
中方对上述问题做了原则性解释，但这些解释对消除缔约方疑虑的作用很有限。
在后来长时间的中国外贸制度答疑过程中，缔约方曾反复提出疑虑。而在此期间，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逐步解决，香港已经成为GAtt的缔约方。
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观察和准备，中国政府于1986年作出决定：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的缔约国地位。7月10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钱嘉东，通过GAtt副总干事马吐向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申请照会。
对于中国当时的“复关”申请，不少关心中国的外国友人都抱着乐观态度。1986年2月2日，欧共体驻GAtt大使陈文定在约见中国驻日内瓦参赞刘显铭时说，美国人认为解决中国参加GAtt的谈判需要5年，他估计3年差不多。1987年6月17日，瑞士驻GAtt大使吉拉德出任GAtt中国工作组主席，他对起草《乌拉圭部长级宣言》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出任极具挑战性的这一职务，个子不高的吉拉德显得踌躇满志，如果能成功地组织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他的职业生涯将因此添上辉煌的一笔。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这一谈，就是漫长的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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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