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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计划的初步较量
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这些谈话决不是邓小平的突发奇想，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建国初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的目标模式。直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过几次变动，也曾经进行过某些改革的尝试，但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未跳出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巾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种观念在当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理论界人士开始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早在1978年7月到9月间，国务院务虚会就曾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在草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纲时，邓小平也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以此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应该坚持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春，陈云和李先念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与此同时，理论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进而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路。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
但是，由于当时占主流的意见还是强调计划经济，因此，以上观点提出之后不久即受到指责。1981年4月之后，一些报刊上开始出现对商品经济观点的批评。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现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提法。相对于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念，这一提法是一大进步，但在当时传统观念仍占主流的历史背景下，它显然刻意回避了使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概念。
鸟在笼子里飞
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党内外思想解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解放思想的阶段性成果，是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収得的。十二大正式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此为基础，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深化。
1982年12月2日，在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陈云形象地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他指出：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尽管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从1982年到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二大前后，对于“商品经济”提法的批评声仍然很高。1982年上半年，刚刚创办的经济特区也受到了“搞资本主义”的严厉指责。尽管1980年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但有人却认为市场调节为主是想和计划经济脱节。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又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一步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了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等领导人坚强地顶住了反对和批评的声浪。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苏州，当他看到苏州乡镇企业崛起的良好势头时，明确肯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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