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来采访，在采访结束后还热情挽留主编共进晚餐。后来这位主编感慨地说：“乔先生的做法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气度！”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乔冠华，都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而是平等地对待新闻媒体，不分大小、国籍；反过来，他们的做法也使自己赢得了媒介的赞誉和信任，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自己工作的开展。
积极地结交媒体朋友
正是由于媒介的重要作用，要求领导者必须能与媒介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主动积极地在媒介宣传自己，使自己所领导的组织能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新闻媒介具有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广、可信度高的特点。社会组织要向国际公众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借新闻媒介塑造形象。
自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后，使我国传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宣传的政治改良活动，就是在政治领域开展的一次出色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客观地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尽管依靠的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知识分子以外的公众力量以及舆论的重要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例如康有为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时，“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梁启超则指出：“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康、梁等人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梁、康先后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新知报》等报纸，大力宣传变法，使资产阶级改良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风潮。胡绳先生曾指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活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因为它在“唤起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的同时，也使维新派与知识分子等公众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维新派与其他公众的公共关系。这与现代领导公共关系的传播活动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建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虽然在中国尚未建立起现代领导公共关系学，但是，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能较娴熟地运用一些公共关系的技巧和艺术，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主张处理国际关系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舆论赞同，争取到广泛的国际同情，逐步与各国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这些活动与行为与现代领导公共关系所讲求的以传播为手段，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树立形象是一致的。
说你该说的技巧
正是由于领导者与新闻界交谈时，所涉及问题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更要求领导者的语言要把握好分寸。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领域的时候，一言不慎可能招来弥天大祸。
所谓分寸感是指语言表达者对情感、政策尺度准确把握的感知。分寸感也是衡量领导者政治素养、思想水平的重要方面。分寸感要求领导者在与新闻界交谈时，态度感情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能不够，也不能过火。过犹不及的箴言应该始终牢记于心。
要准确地把握分寸，就需要表达者加强思想修养，增强政治素质，提高政策水平。
另外，把握分寸的另一个要求体现在说话的数量上，所谓“言多必失”就是这个道理。美国公关专家特意指出，必须记住，要首先考虑记者的工作，其次才是私人关系。如果记者虽被告知某某消息或评论是“不许见报”的，但记者仍然报道了它，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记者存心要跟这个人作对，而很可能是记者认为，让公众知道比维持私交更重要。记者合上笔记本要离开时，你就得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许多被采访者便会放松警惕，说些严重有损于组织形象的话。所以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说什么“不许见报”之类的话。哪怕记者们关上了录音机、收起了照相机和笔记本也不要说这些话。只对记者讲你认为可以公布的东西。
答非所问的技巧
在与媒体接触中，无论是专题对话、答记者问，还是电视采访，都离不开应答。应答是一种难度较大、要求较高的口才形态，是交际场上短兵相接的利器。一个会智答的人，绝不是问什么就答什么，也不是怎么问就怎么答，他总是力图运用答问技巧，掌握主动，既答得好，又答得巧。
有时，提问者出于不可告人的不良动机，往往在提问中设置圈套，致人难堪，此时不能直言回答，可以采取闪转腾挪巧妙回避，这就是答非所问。
在第48届纽约笔会年会上，我国作家陆文夫走上讲台侃侃而谈。突然，台下有人问：“陆先生，您对性文学怎么看？”陆文夫镇定自若地清了清嗓子说：“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