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困境。面对辩敌的步步紧逼，你若总是避而不答，就会助长对方气焰又会显得己方畏首畏尾，无招架之力。这时候，论辩者不妨巧妙地使用模糊应对的方法进行答对。
模糊应对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模糊”似是而非，令人捉摸不透辩者的真实涵义。同时，由于模糊，因而就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变通性，给己留有周旋的余地，当遇到在一定条件下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变不可能为可能，使不相容的问题，变得相容和一致。
模糊应对在各种场合的妙用，屡见不鲜，有许多精典实例人们提起来还津津乐道。它以伸缩性大，变通性大，语义不甚明确的话来回答那些不能直接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妙在借题发挥，避重就轻，巧妙应付对方刁难，使己方摆脱不利的窘境。
据说，有人问美国天文学家琼斯：“地球有多大年龄，你能说清楚吗？”琼斯回答：“这也不难。请你想象一下，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比如说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吧，再设想有几只小麻雀，它们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啄着这座山。那么这几只麻雀把山啄完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地球就存在了多少时间。”琼斯这种模糊的回答，不仅把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难题化解了，而且使人意识到地球存在的岁月异常悠久。
模糊应对，往往体现了辩者的机智，情急生智，应变自如，令人回味。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一次印度总统招待会上，有一位女记者问周总理：“你已是62岁的人，看上去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好的饮食？”周总理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生活方式而生活的。”
显然，周总理必须回答这个记者的刁难提问，但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饮食起居情况告诉对方。于是总理用含蓄而模糊的语言进行了婉转的回答，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收到了令人叫绝的效果。
模糊应对是应付刁难的极有效的方法。
1982年秋，我国作家蒋子龙到美国洛杉矶参加一个中美作家会议。在宴会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蒋子龙解个怪题：把一只2.5公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0.5公斤水的瓶子里，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拿出来。
蒋子龙略加思索，答道：“你用什么方法放进去，我就用什么办法拿出来。”
他绝妙的回答令金斯伯格不无感慨地说：“你是第一个猜中这个谜的人。”
还有一种与模糊应对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方法，人们叫它回避回答法。顾名思义，就是避开问题的实质，但又不偏离问题本身展开回答。这样，对手并未达到目的，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美国前总统里根访华期间，曾去上海复旦大学与学生见面，有一学生问里根：“您在大学读书时，是否期望有一天成为美国总统？”
里根显然没有料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难题，但这位政治家颇能随机应变，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答道：“我学的是经济学，我也是个球迷，可是我毕业时，美国的大学生约有1／4要失业，所以我只想先有个工作，于是当了体育新闻广播员，后来又在好莱坞当了演员，这是5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今天能当上美国总统，我认为原先所学的专业帮了我的忙，体育锻炼帮了我的忙，当然，一个演员的素质也帮了我的忙。”
里根回答了这道难题，但他又巧妙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这似乎是在“环顾左右而言它”，可这种方式有效地避免了双方都陷于尴尬境地，算得上“两全之策”了。
辩论如同作战，那么上战场就不能不带武器。上述介绍的这些情理交融的辩论方法、辩论技巧可说得上是和论敌周旋的有力武器。为了最终战胜对手，就必须勤学苦练，灵活多变，熟练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只有这样，方可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反问
辩论场上，局面时刻变化，难以捉摸，在双方的辩论过程中，难免存有漏洞，如能及时抓住缺口，巧妙反击，将轻松获胜。
肯定式反话就是不直接，而以反问的形式，肯定或强调自己的观点。通常，比直截了当地说出己方观点更有力量。
亚洲大学生辩论大会决赛时，正方同学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发展旅游业是弊多于利的话，那么，为什么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参加这次辩论比赛的中国、新加坡、香港和澳门都在发展旅游业呢？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那么多领导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吗？”
这段话就是以反问的方式，肯定了正方“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的观点。
否定式反话就是用反问的形式，否定对方的观点。这样既增强了自己的语势，更使辩论语言不显得过分呆板。
在“文革”中，一些人企图抵毁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借以批判彭德怀。在一次批判会上，彭德怀义正词严地反问道：“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