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多方面：一是制度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缓慢，对权力监督的疲软无力，监督的形式不少，但管用的不多；二是落实不力。预防的措施流于形式，制度建设还有漏洞，廉政教育走了过场，有的部门、有些地方并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反腐败的战略部署，惩治腐败的决心不下，惩治腐败的态度不硬，惩治的力度不够大，不少腐败逍遥法外；三是腐败文化。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现实中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屡见不怪，使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的宽容、默认，甚至纵容、羡慕，反正个人也决定不了社会潮流，许多人只好选择了随波逐流，有时候不合俗、不腐败甚至难以立足和生存。
面对到处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群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有的人不禁怀念起毛主席领导的时代，说：那时虽然穷点，苦点，但哪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腐败？群众心气大多还是顺的。中国人有个传统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生活是好了，物质是丰富了，收入是增加了，但社会不公严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的真富，穷的太穷，社会治安不好，群众情绪很大，社会稳定也大成问题。
在怀念毛主席的人中，许多人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重新反思，对文化大革命也重新进行反思，不再全盘否定，社会上也兴起“毛泽东热”，凡是关于毛泽东的书、画，一般都好卖，许多出租车挂上了毛主席像，一些群众家中也再次贴上了毛主席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大家通过怀旧来表示对现实中某些现象的不满。
群众怀念毛主席，也不无道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据说就是因为“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有学者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就“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只是因为“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直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到1965年，他又认为“四清”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据此思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国不会有第二个毛泽东，也不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人们的内心中隐约有一种期待，期待毛主席再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明君意识的反映。《国际歌》中唱道：世间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如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明白毛主席不可能再现，也没必要再现，国家的命运不应该再系于一两个人身上，而是大家应该共同觉醒，共同努力，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许在官方和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民间和群众的意识深处，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反腐败，就得有反腐败的力量，有反腐败的方法，对以前反腐败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思和改进。
例如，纪检监察部门以前对匿名举报一般是不予受理的，举报信往往被转给被举报人，作为“提醒”、“参考”、“诫勉”，甚至是人情、礼物，实名举报的举报信和举报人也大多被举报对象知道，举报人遭到或明或暗的打击报复的事也经常发生，有的甚至丢家破人亡，所以，群众对纪检委、组织部已经难以寄予反腐败的希望。
几年前有人举报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房建国的案子，就是典型的一例。
房建国是岸东市房管局孙局长的亲信，不是孙局长的亲信，也当不上这个市房管局的钱耙子——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孙局长在与飞驰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因为房管局不能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便由市房管局出资注册成立了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出入由该公司出面操作，市房管局幕后指挥，当然，所得利润也最终由市房管局，确切地说由孙局长支配，除了改善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局领导率先实现富裕目标，有不少也用于了对市里、省里甚至国家部委有关领导的公关，那都是些黑账，被做了假，进行了伪装，在公司账面、房管局账面都不可能看出来资金的真实去向的。
龙泰公司近年来也进了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公司又要用他们的技术和年轻，但对他们又处处设防，因为许多黑幕操作对生人是要保密的，许多老人甚至有意无意地对他们进行排挤，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