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平的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供孩子上大学是很吃力的，许多人要拿出多年的积蓄，要加班加点拼命工作，要到处借钱，来供孩子上学。而对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城市人口，很多人还在温饱线甚至贫困线以下挣扎，要想供孩子上大学，那高攀的学费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大山一样的压力，这种压力压垮了很多人，不少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上不起大学，被迫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去打工挣钱，回家种田，甚至连年发生农村学生父母因为无力供孩子上大学悲愤无奈地自杀的事情，以致有识之士纷纷大声疾呼“教育杀人”、“教育危急”、“教育堕落”！
这还不算，高等院校也借鉴中小学择校费的做法，“生财有道”，在招生中玩起了猫腻，在正式招生之外拿出一定的名额，实行用钱说话，要想上学，需交数万甚至10万元的费用，美其名曰“点招”。这样，分数线就被认为地抬高了，原本可以上线的有的就必须交“点招费”（有的叫“提档费”等）才有可能被录取，有的分数较低，如果交了足够多的钱，甚至买通招生工作人员，也照样可以上大学。
对于教育高收费、乱收费以及教育腐败，群众反响强烈，意见很大，党和政府也注意到了，将其作为物价查处的一个重点，但是，连年查处，仍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在这种定势下，不花钱想上好学校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岸东市对择校费实行了“三限”，即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交费不许超过10000元，可实际上学校并未认真执行，收的钱数超过20000、30000元的也大有人在，也有的学生家长不甘心，不服气，交完钱后等孩子入了学，就又去物价部门举报，可结果如何呢？收钱的学校或人员把钱退了回去，把条子退了回去，当然，把孩子也退了回去，并且，以后再也不收这个孩子，甚至别的学校也不收这个孩子，收钱的学校或人员一般也不再受到更多的处分，最终倒霉的还是学生及其家庭，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犯楞去试一试了。
有的教育官员在讲话中说：择校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话如果作为教育官员对择校费等乱收费进行的辩解，那是狡辩，但确实也反映了教育高收费、乱收费中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病态社会趋向，家长们被挟持着纷纷“自愿”交费给学校，送钱给学校或者相关人员，这种“自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愿”，以前没有这些高收费、乱收费的时候，谁听说过哪个家长自愿去交择校费、高学费、赞助费、建校费？
高招办在高校招生中具体组织，是一个很有实权的部门，学生在考试前已经填写了报考志愿，分数出来后，有的人觉得志愿填高了，有的人觉得志愿填低了，按规定这时已无法修改，但是，如果学生家长的关系足够硬，或者职位足够高，影响足够大，这也不是绝对的事情，即使你没有填写某高校的志愿，通过运作，也可以被该高校最后录取，高招办就有这个运作能力。
王玉林任高招办主任后，更是把这种实权充分发挥利用，使其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当然，王玉林久经世事，看惯了世态炎凉，他对别人包括自己的部署都是保持距离，傲然视之，所获得的外快也悄然地装进自己的腰包，既不让别人知道，更不会与人分享。
不与人分享是为人处事的一大忌，更是官场为官者一大忌。在官场，有的人会来事，比如收钱收礼，一个办公室的，或者一个部门的，人人有份，大家利益均沾，这样，即使是灰色收入甚至违法所得，一般也没有人去告发，即便与自己有矛盾的也不会那么做，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共浮共沉，共荣共辱。本来嘛，你手中那个权力也不是你自己的，更不是你一个人的，往往就是整个科室、整个部门的，你要独享其利益，而且还是不当得利，别人岂能答应？如果像王玉林这样，利益独享，收入独吞，是很容易坏事的，因为不仅保你的人会很有限，因嫉妒而害你的人会多得多，而这些人往往还就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身边的人。
而且，王玉林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高傲，实际上这个缺点也真的最终要了他的命——政治生命。
一般人求王玉林办事，如分数上线的改个志愿，选个好学校，选个好专业，分数低点的设法加分，争取被录取，这些事情往往关系到一个孩子的命运，家长都是舍得花血本的，送几万元那是没说的，上任仅3年时间，王玉林就悄无声息地收了80多万。
他做的很隐蔽，烟还是抽原来的玉溪烟，房子还住原来的房子，用十几个户头把贪来的钱分别存起来，他盘算着弄够100万，就可以歇歇了，哪怕不当官了，这辈子也值了，后半辈子也不愁吃不愁喝了。
当然，玩女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主任身材高大，风流倜傥，性功能很强，他虽然出身教育界，做过为人师表的教师，也当过高校的校长，但对两性问题的态度和许多官员一样，已经十分解放，除了老婆、情人，还得隔三岔五地去风月场合猎艳放炮，现在自己在任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