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难以融入其中，这也许就是他仕途不如意的悲剧性的原因吧。
官风不正、党风不正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同时，也造成了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群体中大量人的信仰问题、心理问题，甚至被称为信仰危机，在现实与理想、实际与理论的强烈反差面前，许多人感到困惑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吗？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吗？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公仆吗？
官员中有的人沉溺于酒色之类的低级趣味、感官享受，什么革命斗志、崇高理想、先进理论、三个代表，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糊弄别人但骗不了自己的，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已严重扭曲，虽然在人面前、大会上、讲话里、材料中他们还振振有辞，信誓旦旦，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不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却完全另一套，另一个标准，另一个天地。
群众呢，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仰问题，文化大革命已经严重地动摇了人民群众的信仰，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更加剧了这种倾向。
这时候，邪教组织法轮功乘虚而入，席卷神州大地，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的稳定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吉林公主岭人李洪志拼凑了从佛教、道教、气功中窃来的一鳞半爪，装神弄鬼地搞出了一个法轮功，声称教人“真、善、忍”，消除“业力”，却病强身，除恶扬善，改造社会，一时间蛊惑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众多达百万以上。在法轮功迷信者当中，除了大量群众，还包括部分教师、党政干部等国家公职人员，有的还是党员。令人吃惊的是，有一些科技工作者，甚至还有少数终生从事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一度也信仰了法轮功。
当时，练习法轮功的人数增长迅速，虽没有公开的数字，据保守估计，最盛时全国有200多万人练习或信仰法轮功。各大、中、小城市甚至许多农村中到处可见法轮功的练习点，有辅导员发教材、光盘、录音带、法器，并辅导练习。
每天早上4点，法轮功练习者便会早早起床，来到集中的练习点集体练习法轮功。
开始，练习法轮功的人以强身健体的人居多，许多是离退休人员、身体不好的人员，还有一些对社会中种种丑恶现象不满、人生旅程不顺的人也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到后来，法轮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当有人对其提出质疑和批评时，他们便群起而攻之，甚至围攻报社、电台、党政机关，从天津发难，最后竟上万人围攻中南海，气焰十分嚣张。
只有初中学历、不仅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就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也不懂的李洪志，凭着一套东拼西凑的“法轮大法”和一些如痴如梦的狂言妄语，居然在三五年时间，煽起了数以百万计群众的迷信狂潮，险些酿成一场政治灾祸。
当国家发觉了这种威胁和危险，开始对法轮功采取控制措施时，最终导致了大范围的冲突。
中国执政者终于忍无可忍，采取断然措施，对法轮功进行了取缔查处。1999年，中国开动国家机器，动员几乎全体力量，查禁法轮功，清除法轮功的影响，将其作为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人员纷纷出动，清理法轮功练习场地，做法轮功练习者的说服和转化工作，对公然违抗政令、甚至对抗示威的法轮功顽固分子，则不惜动用公安力量对付，该拘留的拘留，该劳教的劳教，该判刑的判刑。
李洪志逃到了美国，在反华势力的资助和纵容下，继续进行对抗和扰乱。
全国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机构“610”办公室，一般设在各级党委办公室，由书记亲自抓。取缔查禁法轮功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懈。
程空、刘家等人当时也参加了取缔法轮功的工作，他们分组下到基层街道，与基层干部、派出所民警一起，凌晨4点之前就布置在法轮功的练习点上，对前来练习法轮功的人进行劝说，让其停止练习。因为已经做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坚持来的人寥寥无几，有个别前来打探消息的，看见这阵势，一般也都是在周围绕几圈就走了。这么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把法轮功基本遏止制。
但是，闹事的、自杀的、上访的、扰乱的、破坏的、宣传传播的法轮功分子还是不时出现，法轮功的宣传品也不时可见，张贴在居民区里，塞在群众的自行车车筐里，境外的法轮功更是公然活动，骚扰滋事，可见这个法轮功对人们思想的毒害之深，已是精神顽疾、社会顽疾。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法轮功的治理也是这样，因为思想这个东西最不好办，信仰的转化也最困难，法轮功兴风作浪的势头被遏止了，但其在国外的对抗和扰乱、在国内的地下活动仍没有停止，时不时地还掀起波澜，法轮功的宣传通过传单、信件、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甚至电话时常还出现。
法轮功利用了许多善良百姓对丑恶现象的憎恨和对真善美的期望，利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客观存在的信仰空虚、信仰丧失等问题，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却对中国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