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尉教授，这时候也按捺不住了，他说：
“以上几位记者的发言，令我鼓舞，使我心潮澎湃。他们说的话虽不能讨每个人的喜欢，但我认为句句是实话，是真理。干事业，就得这样子，不能顾及这个，顾及那个，现在我们国家缺的就是这个东酉。要改革，要前进，就不能怕一时伤感情。不打不相识嘛，打一下，疼一会，待想通了，才是永久的好朋友。我相信县里的同志不会计较他们在说话上的枝节问题的。他们确实是为了太城好。他们跟银俊雅不沾亲不带故，我也是。不过，还得把话说回来，县里的同志也没有谁反对郭莉提出的意见，郭莉你也不要那么想当然，在太城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应该有个适应的过程的，总得让人家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说是不是？”他说完，为了缓和气氛，哈哈地笑了笑。
从郭莉激烈的发言之后，会场上不利于栗宝山的形势，有了一个很大的扭转。尉教授上述的一番话，又使情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他那末尾的哈哈一笑，起了很大的调剂作用，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他笑了，尽管有的笑不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有的笑甚至带着嘲弄的气味，但毕竟都笑了，使两军对垒的局面有了一些缓和。
不过，已在政界里混出了一些经验的栗宝山知道，尽管郭莉等记者和尉教授的发言非常之好，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但要让县里这些油条们心服认同，还会有很大的差距。他必须抓住主动时机，乘胜进击。他想，这个时候，应当首先逼他们表态。于是说：“听了郭莉几个记者的发言和尉教授的发言以后，我作为太城县的县委书记，心里很不平静，很受感动。他们为了我们太城的事业，不辞辛苦，不怕嫌怨，直言不讳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既尖锐又善意的话。他们讲的意见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应当用改革的思想，认真地加以研究。我非常同意尉教授最后讲的那几句话，在我们太城，一些新的问题的提出，是有个思想适应的过程。既然是讨论，可以畅所欲言嘛。怎么样，大家是什么意见，说说看。”
县里的各位阁僚们，早已料到书记会给他们摊牌的，他们早就想好了各自一番应付的话在肚里，这时候便按照不成文的法定程序说了出来。
黄福瑞说：“中央的记者和尉教授为了我们太城的经济建设，从北京远道而来，又参加我们的会议，又亲自下去考察，给我们提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性的意见，我从内心里非常敬佩，非常感激。对于各位，我觉得我们除了敬佩、感激，绝无半点不恭或别的什么。起码从我内心里是这样。我认为，中央记者们和尉教授讲的话，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不可否认，由于我们地处偏僻，学习不够，所以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很低的，会后一定加强学习，也希望各位领导，学者和记者们多多帮助。”他避而不谈银俊雅的使用问题，说的全是一些空话。因为他不愿先就这个问题表态。他觉得自己还拿不准。但又不能不第一个发言，这已成惯例了，别人都在看着，他不得不说，所以便只好不疼不痒地说两句。
副书记陈宾海说：“我同意栗书记刚才讲的，记者同志和尉教授讲的意见既尖锐，又善意，非常好，我们应该用改革的思想去理解，认真地加以研究才对。别的我没有什么。”他等于重复了一下栗宝山其中的几句话。因为他抱定了一条宗旨，只同意栗宝山的，自己不另说别的，如果出了问题，有栗宝山负责，他不过随声附和而巳。
贾大亮说：“……总而言之一句话，请各位记者、尉教授放心，也请中央和省里的各位领导放心，我们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绝不会拿你们的话当耳旁风，我们会认真地研究，认真地对待的。尽管我们学习不好，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但我们是不甘落后的。特别有你们这一回的谆谆教导，我们会努力赶上来的。特别在起用人才方面，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打破陈规戒律。就请你们放心好了。”他说的话最多，这里只录了末尾的几句。总的情况是，唱高调，着力给郭莉和尉教授他们做工作，企图劝他们退却，为他会后做手脚争取时间。他在讲话里还多次提到“中央和省里的各位领导”，即中纪委省纪委四个干部，想让他们站出来为他说话。
王明示说：“我认为，关于对银俊雅使用任职的问题，是不是不要过分着急为好。因为总是有个大家所共知的背景问题。我的意思不是真有什么，我的意思是稳妥一点比较好。”他认为他不单是个常委，更重要的他是纪检书记，对任用银俊雅这样的人，不能轻易表赞成的态。而且他从在场的中纪委省纪委的四个干部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们对此事是有保留的。他考虑来考虑去，考虑了这样几句话。
董玉文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即使要解决，也应该按程序走比较好，另外，请栗书记考虑，是不是应该给地委打个招呼。”他是组织部长，只提了这样一条建议，没有表明他对提拔使用银俊雅是支持还是反对。
李万同说：“我非常同意郭莉记者和尉教授他们的意见。
我也非常同意各位领导的意见。”他是宜传部长，讲了许多改革和人才问题，这两句话是从其中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