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给部长们拖地板。黄三木身体太虚，两个办公室拖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出臭汗。弯着腰拖地，用手指搓洗着肮脏的拖把，他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人活，简直是奴隶。可是，市里的哪个领导不是这样过来的呢？不吃得苦中苦，怎做得人上人？不做够了奴隶，怎么做得奴隶主？这一切，都不是平白无辜的，都有一个道理，有一种秩序，在死死地规范着上进的青年。
黄三木认真卖力地拖地，一拖把，一拖把，在拖着他通往仕途的道路。
接电话是办公室的一项主要工作，有会议通知的，听了要记录。有找人的，要站到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喊，还喊不动，就跑过去了，一直把人找来为止。省里的报纸和晚报早上就到了，要给各处室分好。
下午的报纸和信件就多了，这是全体干部关心的大事情，不能出错。文件的来源共四种：有亲自送来的，多为重要的会议通知，耽搁不得，须立马呈送给领导；信封寄来的，多为省和各区乡镇的文件，拆开后就有一道道的折印。更多的文件，是每天下午从市府办文件收发室取来的，收发室是全市各机关部门的文件交汇中心，七八十个部委办局在五只大柜子里各自占据一个格子，格子左右贴了部委办局的名称，各单位的收发员就每天来这里取出自己的文件，或者把本单位印发的文件按照报送范围一一分发。特殊的一种来源呢，就是市邮电局机要组专程送来的机要文件了。机要文件通常是省寄发的，名为机要，实际上多为大路货文件，机要程度仅为秘密，是最低的一档，这秘密两字，是文件头上印好的，用机要寄，不但保险，邮费也便宜。
四种来源的文件全部到齐，除了会议通知立马处理外，其他文件通常要到一定数量再登记。现在的文件也多，一不留神，抽屉里的文件就积了三四十乃到七八十份了。文件分简报和正规文件两类。简报单独归类，不需要登记，杂七杂八夹进文件夹里。正规文件就罗嗦了，要按发文的是党委系统还是政府系统，登记到两本子上。每份文件的右上角要敲个收文印章，在印章里填上收文日期和编号，在文件下端用钉书机钉一份文件传阅单在上面。
收文登记是辛苦的，要细细地填上发文单位、文件标题、收文编号和文件份数。办妥了，再把文件夹交给陈主任，除了特殊处理的文件，陈主任通常都在传阅单上草书传阅二字，黄三木就捧回文件夹，交给正副部长和各处轮流传阅。传阅单上的名字签得差不多齐了，黄三木再把它们全部取下，按照收文登记，在每个标题后划一个勾勾，枪毙了去，再就存进档案了。
除去一种光荣感，庄严感，神秘感，真正的快乐是无处可寻，并不存在的。黄三木从早到晚压抑着自己，他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做事小心翼翼，说话找不着路子，干脆就少说，不说。打水，拖地，擦桌子，收发文件，楼上楼下跑腿，下班的铃就清脆地响了。大学里自由散慢惯了，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没一声铃响。这种时间性和规律性极强的铃声，抽掠着他的神经，老让他回到中学生活的记忆里。中学里有晚自修，机关里晚上也安排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上下班也要叮铃铃地响好一阵。只是那些住处远的，晚上有事的，事业上缺了冲劲的，不想来也就不来了。
回到房间里，时间才是自己的，三木才是自己的三木。
他住的房间是邮电局的招待所，有卫生间，电风扇，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石部长找他谈话的第二天，江洪水师傅就开着他那辆桑塔纳，把他收拾好的生活用品，一统扔进车后斗，连人带物运到了这里。这地方不能小看，一个月两百块钱的住宿费，相当于他一个月零十七天的工资。工资不能多发给你一分，住宿费再多还是可以报销的，这是规矩和道理了，是一名机关干部的荣誉。
见习的学生快分配了，时间得赶在今年毕业的学生分配之前，大约总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黄三木是幸运的，他在同批见习的学生中，第一个落实了单位，让养鱼场的那帮小子们羡慕去吧，眼红去吧。
黄三木不相信自己会走运。一年前，他那只细细的手腕还在和命运无力地较量。他输了，输得痛苦，无奈。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无情的世界，残酷的世界，两只眼珠子都快瞪落了地，他还是进了养鱼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