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关系就很好。但这种很好是建立在工作和友情上的，正因为我们关系好，他就更应当对工作负责，对我负责，更不能给我添乱。如果他对工作不负责，对我不负责，他就破坏了这种关系。我能原谅他的毛病，但不能容忍他的错误。他如果营私舞弊，或者犯了其他严重错误，我绝不迁就他，纵容他。反而我可能对他更严厉。如果仅仅因为关系，就去包庇一个人的错误，去姑息迁就，这种领导就是典型的昏官，就是在养虎为患。李主任，不知你发现没有，这次处理唐浩，跟他关系很好的个别领导，并没站出来帮他说话。这至少能说明两点：第一，他们知道说情也是白说，正气一旦强硬起来，就是压不倒的。第二，表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立场，认为组织对唐浩的处理是应该的。”
李修明点点头说：“你分析得很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有什么打算？”
古长书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课题，目标就是要提高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要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党委和政府是有能力的，是有权威的，是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能够解决党内的自身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从制度建设入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以此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上，我们需要一个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业局长，我想在全省范围内招聘一个。农业方面，粮食生产比较稳定，但难点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我还是想实行搬迁脱贫。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将那些住在深山里的农户搬迁到公路边上，这可能是一条出路。”
李修明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可是，住在深山里的农户很多，需要确定一个杠子，一个标准。不然大家都想搬迁，也是问题。”
古长书说，有关细节他已经考虑好了。搬迁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离公路二十里以外的，子女就学困难的，土地脊薄的，吃水用煤困难的，粮食产量极低的，家境贫寒的，每年要吃国家救济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也就是说，生存环境恶劣，不适宜农民居住的地方，都要有步骤的搬迁。按照这个条件来划分，也就不多了。前些年，古长书在任市委秘书长时，曾提出过这个方案，汪洋书记也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过，但未能得到最后落实。
李修明非常佩服古长书清晰的工作思路，对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明明白白。他表示，要亲自带队下去，深入农户搞调查。市级各机关都要派干部下去，进行前期调查工作，把底子摸清，做到心中有数。
随后，古长书把自己的想法向贺建军做了详细汇报，又在农口部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全面研究部署，确定整个工作由金安市扶贫经济开发办公室负责落实，市级各部门抽调人员参与前期调查摸底工作。第二周，各单位抽调的两百多人全部在市政府礼堂集中，古长书对即将出发的下乡干部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古长书说：“据我所知，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农民出身。可你们现在日子多好过啊，是国家干部，是大学毕业生，是共产党员，吃着皇粮，拿着薪金，你们的家都安在城市里。在你们老家的村子里，你们就是精英人物，是能够撑起家族门面的人物，你们的家人都为你们是国家干部而骄傲。你们是家族的光荣，是村里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可是，同志啊，你们知道吗？有许多跟我们同样是农民身份的人，也就是为你们能走出深山而骄傲的人，却生活在极度贫寒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中间，有我们的叔叔，有我们的婶婶，有我们的兄弟。政府一年又一年的扶贫，可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寒中真正解放出来。作为市长，我问心有愧，心急如焚啊。同志们，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啊！你们这次下乡，走的是全市最苦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是调查摸底，也是访贫问苦。为了这些人不再受苦，你们是要吃许多苦的，要流许多汗的。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我给大家鞠躬了！”他就真的给大家鞠了一躬。
这番话说得大家为之动容。这时候的古长书没有了市长的威严，而是在语重心长地倾诉心声。大家看到了，他表情是那样复杂，情绪是那样激动，内心是那样焦虑，语言是那样温和。古长书给大家鞠躬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人一边擦拭泪，一边鼓掌。有人感叹说，古市长太厉害了，他就是能一把抓住我们的内心，击中我们情感中最脆弱的地方。他总是在用和最恰当的方式和最美好的语言来唤起大家的奋斗精神。
然后大家分兵十路，一齐出发了。以前下乡活动也不少，干部们走了就走了，回来了就回来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总是高高在上，只管发号施令，从不跟他们见面的。不少时候，干部们带一肚子怨气下去，装一肚子酒回来。但古长书打破了常规，他就是要用亲切感人的话语为他们送行，让他们从心灵深处去感受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去感受“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句话的朴素意义。以此激发他们的扶贫热情，让他们干得开心，苦得开心，也笑得开心。
市里下去两百名干部配合县区搞搬迁户调查摸底，为期半个月时间。在调查走访期间，不少干部都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