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被人为阻碍呼吁，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很快解决了。我们全厂都很感谢你。你是一个敢讲真话、敢与邪恶作斗争的记者。因此，我将这个受苦受难的女人介绍给你，请你给她呼吁、伸冤。
她叫许琼，原在市通联公司财务处工作。是文革结束后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经理朱誉群强歼。第二天，她去派出所报了案。过后几天，公安人员找了她，也找了朱誉群。以后就没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说已移交上级部门。她又去找市妇联，妇联的同志很热情，八方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检察院。后来，市检察院的同志还来找过她，反复讯问了有关情况，还将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证——被朱誉群撕烂了的内裤（那上面还有朱誉群的精液）——交给了来人。三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下文。朱誉群照当经理和党委书记，每天照样趾高气扬。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还被授予市先进共产党员。她多次去问，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不要急，我们还在调查了解，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这件事她不敢告诉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誉群找过她，要她不要再告，说：“你只要不再反映。我们一切好说。给你加两级工资，给一大笔奖金，要不，让你去日本探半年亲，等等。否则，有你的好戏看。”她不相信，她要斗到底。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尊严。
她想得太简单了。一张罪恶的网已经向她撒来，一个挖好的陷阱已经移到了她的脚下。那年秋天开始的“严打斗争”将她作为暗娼抓了进去。她一再反映、申诉，但有好几个证人的证词，特别是盖有公司大印的《关于许琼卖淫事实的说明》的揭发材料，更不容她反驳了。不信组织的信谁的？许琼被判刑四年，送到监狱服刑。远在日本的丈夫得知这事后，二话没说，提出了离婚。
许琼服刑满后，回到了这个生养她的城市，发誓要告倒朱誉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开始四处告状。但收效甚微。最后找到了我和另几个人大代表。我们联名写了议案。全国人大很关心，将议案的有关内容转给了市里。市里也作了调查，回复还是和过去差不多。也就是说，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无奈，我们就只好让她来找你，用你这支如椽大笔，为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伸张大义！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心里有点乱。她的遭遇真如熊总写的这样吗？作为一个记者，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已被岁月的沧桑折磨成了这副模样，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个美人儿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当初，为什么没有告倒朱誉群？”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他的关系网太大。公安、检察院和妇联开始都为我说话，也叫我写了不少材料，还提供了物证。以后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什么理由？”仲秋问。
“说我是暗娼……”许琼全身抖了一下，眼泪滚了出来。
“要证据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泪，说：“他们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拨脏水。朱誉群也倒打一耙，说我去勾引他，为了加工资、得奖金和到日本探亲。”
“你的物证可以说话呀！”仲秋显得一点急愤了。
“他们说，那内裤是我自己撕烂的……”
仲秋抢过话头：“那裤子上的……”
许群微微低下头，脸上泛起一丝淡淡的红：“说是我与别的男人的……”
“叫他们去化验，看是朱誉群的还是别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说明白了吗？”
“他们说，找不到了。”
一个弱女子，没有了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物证，面对朱誉群的强大的关系网，面对代表国家的专政机关，孤立无援，在那个时期，其结局可想而知。仲秋看见弱不禁风的许琼一直站在门外的过道上，真想让她进去坐着谈，话到嘴边，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挡了回去。她现在是这种身份，家里又没有另外的人，万一……以后，他可说不清楚。
几个新闻界的老前辈告诫过他：“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特别是要讲真话，要敢于碰硬，要批评报道，那么你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易受伤。被批评的人是会想尽千方百计来为自己辩护，来搞你，甚至不惜动用一级或几级组织来和你斗。”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记于心，随时受用。他狠了狠心，让她继续在门外站着。这是他当记者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采访对象的不礼貌。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转换了话题：“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过？”
“能去的都去了。”说着，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材料，递给他，“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我才去找到了熊总。他和他的几个代表很热心，但是……他说，他们碰了软钉子。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舆论来呼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