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头栽在村食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
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进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郑天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高，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子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深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种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高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头刚发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出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作回扣。牛卵子下酒，壮阳补肾，能让新媳妇夜里只剩半条命，男人们都抢着要，许多生产队把牛卵子作为奖品，奖励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我舅舅那时候长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装口袋上插一支“新农村”钢笔，语气也很温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舅舅每天腋下夹一个没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户，箱子里放着兽用注射针管和药品，还有几把大小不一规格齐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别用来骟牛和骟猪，偶尔也骟一两条性情暴躁作风不好的公狗，不过公狗骟了后虽然呆在家里不乱跑也不对母狗耍流氓了，但却更加没有了责任心，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乱叫，主人家的鸡被偷光了，狗却闭着眼睛视而不见，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却无缘无故地对着天上一轮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气，主人只好将狗用绳子勒死，将狗肉腌熟，过年时吃。
我舅舅的好名声是从不要牛卵子开始的，村里人都说郑天良严格要求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乐于助人、作风正派、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我舅舅走上仕途纯属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全公社最优秀的兽医，成为全公社骟牛卵子第一人，然而这个朴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他走上领导岗位类似于一个八十岁的寡妇不仅找到了婆家还生下了一个胖头小子，出人意料，更有点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热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头，太阳还没升起来，树叶全都卷了起来，干裂的土地上灰尘像面粉一样稠密，玄慧寺拆得也只剩下了最后的皮包骨头。社员们在烈日下集体劳动集体流汗集体说着黄色的故事和笑话，过着苦中作乐的日子。
从伏牛岗玄慧寺沿着一条弯曲的土路向下，经过一片茂密的柳树林，岗洼子下面就是生产队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静空法师率三十六众僧开挖的一个水池，自民国开始，玄慧寺日渐衰败，解放后寺里已无一僧人，没有小和尚下山抬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产队的有机肥料坑，里面沤着草皮、豆秸、树叶、猪牛鸡粪和每家每天送来的人粪和尿，春播秋种的时候，社员们将有机肥挖出来装到粪桶里挑到田里，庄稼就长得又青又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坑在队里具有和粮仓同样的意义。每到夏季肥料坑里发酵的农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气泡，沤出一股股臭气的时候，社员们总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气泡就是粮食的形象，臭气是他们秋后锅灶里的米香。我舅舅走上仕途与这个臭气熏天的肥料坑之间居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