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

    那天晚上，宋沂蒙失眠了，直到凌晨二三点钟才勉强睡着，睡着了也不踏实，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宋沂蒙梦见陆菲菲来到床前，她系着白纱巾，飘飘然降临，她的脸还是红红的，呼息均匀而且散发着淡淡的馨香。她用手轻轻抚摸宋沂蒙的额头，款款地说：“你病啦？”她的动作轻柔，她的手很暖和，她吻着宋沂蒙的脸颊，眼睛里闪着泪花，她声音颤抖着：“我也冷，很冷！”

    宋沂蒙从梦中惊醒，他朦朦胧胧感到身边不是陆菲菲，好像是逝去几年的母亲。他的眼眶不觉湿润了，他很想念母亲。母亲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出身于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工作作风极其泼辣，对待家人却十分温和。

    在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宋沂蒙从小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母亲，因此母亲最疼爱他。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宋沂蒙也就十四五岁，那时在一个司局级领导干部家庭里，也时而会闹点饥荒。孩子虽小，肚皮却很大，一个初中生每月定量二十八斤半，照样吃不饱饭。

    一次放暑假，宋沂蒙在外边疯跑了一天，回到家里，肚子饿得发慌。他刚进门，就跑到厨房里找东西吃，厨房里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最后，他只找到了大蒜和黄酱。年幼的宋沂蒙，不顾一切，吃着大蒜就黄酱，辣得合不上嘴。

    母亲下班回来，看着又黄又瘦的馋嘴儿子，长长叹了口气：“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母亲什么也不多说，捅着了烽窝煤炉子，给儿子做了一碗挂面，挂面里放了葱花儿，还放上了几滴香油。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静静地坐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脸上就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梦中的母亲渐渐消逝，妻子胡炜满面春风地又来了：“好好干，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

    第二天早上，宋沂蒙匆匆洗把脸，先到街上吃了一些早点，然后乘公共汽车来到黑龙江省专卖外贸公司，见人家还没上班，他就在传达室坐下等着，隔着窗户看大街。

    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俄式的建筑、狭窄的街道、弥漫着黑烟的天空，汽车一辆接一辆，自行车一群接一群，人们穿着皮袄、花棉袄、羽绒袄，来往穿梭，好一个繁忙的早晨。

    八点整，一个留着小胡子、大背头油光发亮的年轻人走进传达室。

    “您是总公司来的宋处长？”年轻人的表情不冷不热。

    “我是宋沂蒙！”宋沂蒙赶紧站起来，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取出介绍信递给他。年轻人仔仔细细地看介绍信，看完了才勉强露出一些笑容：“请、请，我们科长等着您呢！”

    宋沂蒙跟着这年轻人上了楼。

    “宋处长，大驾光临，请坐！”一个爽朗的声音在宋沂蒙耳边响起，他定神一看，一个大块头中年男子乐呵呵地迎了上来，这就是人事劳资科的科长。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朱光！宋处长不是老北京人吧？”“北京长大的，老家山东德州。”

    “巧啊！遇见老乡啦，我也是德州的！”宋沂蒙见朱科长肥头大耳、慈眉善目，上来就拉老乡关系，好像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初次见面，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这层若即若离的老乡关系使剩下的工作成了例行公事。宋沂蒙和朱科长虽然谈不上一见如故，但也谈得颇为投机。办完了公事，朱光说请宋沂蒙吃中午饭，宋沂蒙连连摆手拒绝，朱光拉着他的胳膊诚恳地说：“嗨，找个小饭铺儿，十块八块的一顿，有什么？老乡在一块叙叙总可以吧！”说着，就把宋沂蒙硬拉了走，宋沂蒙想推也推不脱，只好服从。

    说话间，朱光把宋沂蒙拉到附近街上，进了一家挂着“高粱烧”招牌的小饭馆。这饭馆还真小，只有四五张桌子，十分狭窄，几乎转不过身来。

    朱光跟老板很熟，进门找了一张靠里边火炉的桌子坐下，扯着嗓子喊：“老闸子，弄个锅子来，再来点生辣椒！”那名叫老闸子的老板看见客人来了，赶紧过来招呼，一边擦桌子，一边赔着笑说：“行，就给您整一锅，今儿喝啥呀？”“就你这‘二高粱烧’吧！一坛成不？”朱光满口东北话，宋沂蒙觉得挺逗，就由着朱光，不表示反对，他知道到了这儿，反对也没有用。

    这小饭馆很干净，松木板子做成的桌子擦得锃亮，炭火炉子烧得旺旺的，火苗儿蹿起老高，墙上挂着一张发黄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还写着一行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都过去好些年了，居然还有这个！宋沂蒙感到既惊讶又亲切，他毕竟是曾经下过乡、插过队的人。

    “二高粱烧酒”端了上来，这是老闸子自己家酿的酒。朱光一下子撕掉封皮，把坛子抓起来，先给宋沂蒙倒上了满满的一大碗：“这是真正的烈性酒，你行不？要不行的话，早说！”

    朱光以为宋沂蒙不能喝烧酒，于是得意洋洋地用激将法激他，等着看热闹。宋沂蒙想这东北地界儿的人怎么都会使激将法？马珊激他，到了哈尔滨，朱光又来激他，就你们这帮人想激倒我！

    朱光没想到碰上了真正的对手，他面前的宋沂蒙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