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认出来几个人。
这时，一个谢了顶、小个子、瘦瘦的男子主动站起来，含着神秘的笑容说道：“兄弟，我是崔和平！”宋沂蒙马上去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哎哟哟！这么多年还这样儿，没变化！”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他现在是官倒！”崔和平满腹委屈：“倒什么倒？都倒大街上了！”大家听罢，纷纷会心地笑起来。
宋沂蒙听说过“官倒”，现在这名词儿实在时髦，没想到今天他真的见到了“官倒”。大家还想刨根儿问“官倒”的事，可刘白沙却不让说了，他摸着崔和平的秃脑瓜子，笑着说：“你们看崔和平比从前帅多了，是吧！”
这一堆人里，只有崔和平一人知道刘白沙为啥怕提“官倒”的事，那时，刘白沙死乞百赖要通过他调到总公司，而且他也已经给办了，上面准备给刘白沙弄个正局级，可刘白沙不知从哪听到风声，突然变了主意，不来了。刘白沙这小子，太精！
崔和平的父亲早年在延安是很有名的人物，在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工作组的一个负责人。在追查“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中，他曾经是一个很积极的活跃分子。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务越查越多，，最后，连负责这次肃反运动的专案组成员也都成了特务，崔和平的父亲也被关了起来。
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发了中央的注意，及时纠正了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安抚，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抓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崔和平的父亲和许多被打成特务的人一起，感动得痛哭流涕。
全国解放后，崔和平的父亲曾任东北局经委副主任，“文革”中死在沈阳。崔和平曾经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过，那是一家被人称为“官倒”的公司，去年被撤消了，现在，他连个固定的工作单位都没有，东游西逛的，自称是干部子弟中间的破落户。崔和平自幼崇拜刘白沙，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跑，人家都说崔和平是刘白沙的基本队伍。
“这位是Ｓ部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刘白沙刘大人，局级呐！”说这话的是一位烫着大花儿头发、鼻子上有块黑痣，长相极一般的女人，她仰靠着沙发背上，拿手指着刘白沙的脑门儿，语气里充满了挖苦。
宋沂蒙与这女人很熟，她叫冯萍，她妈曾经是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文革时她妈挨斗，斗怕了就设法跑回家里躲着，一些工人造反派就天天到她家里捣乱，从早到晚没完没了。于是冯萍就打电话请求宋沂蒙帮忙。宋沂蒙二话没说，立刻找了几个中学红卫兵冲到她家，在几个孩子的保护下，她妈乘机跑到青岛三姨家躲着去了，一躲就躲到了军宣队进驻。
宋沂蒙以为自己帮过她们家的忙，起码应当算个朋友，可是没想到这女人后来还是把他给害了。
1983年，部队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始整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整党小组的人找到宋沂蒙，请他提供两个人的姓名，以便方便了解情况、登记过关。人家也是好意，宋沂蒙不知深浅，就随便提供了两个人的姓名，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冯萍。
不料，冯萍对外调人员说，在“文革”期间，宋沂蒙曾经带人到家里吵闹，还害得她妈得了心脏病。这两句话真叫宋沂蒙吃不了兜着走了，部队差点没把他列为在“文革”中打砸抢的“三种人”。
宋沂蒙得知此情况，连呼冤枉，这可真是百口莫辩的无妄之灾。幸亏整党小组的同志没有轻信，后经多方查证，宋沂蒙终于获得解脱。
那是在学校的一次批斗会上，冯萍正慷慨激昂地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校长亢冰之，一大群反对者冲了上来，去抢她的话筒，讲台上乱成一锅粥。宋沂蒙觉得冯萍孤身一人难抵数十众，就挺身而出，上前解救。混乱中，他不知如何举措，竟然搂了一下她的腰。这一搂不过千分之一秒，可让冯萍十分恼火，因为他看见她狠狠地瞪了一眼，那眼光比对仇敌还狠。
也许就是这一搂，就让这女人在十几年后，还把宋沂蒙恨得咬牙切齿。起初，宋沂蒙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终于有人告诉他，说这鼻子上长着黑痣的女人是性冷淡，性冷淡什么意思，那就是不准男人搂，搂一下，那怕是千分之一秒，她都要记恨你一辈子！
后来宋沂蒙曾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怎么得罪了冯萍，令她恩将仇报，血口喷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或许能算是原因。
这会儿，冯萍见了宋沂蒙也不打招呼，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宋沂蒙也不理她，连瞧都不瞧她一眼。事隔多年了，宋沂蒙觉得她仍然那种尖酸刻薄的样子，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俗气。
想着，他不禁同情起刘白沙来，他想，老同学之所以能够聚一聚，还亏了刘白沙出面，否则怎么能聚得起来？人家刘白沙谁也没得罪，这是干嘛呀！他很想帮刘白沙一把，于是他恭恭敬敬地给刘白沙敬了个礼说：“敬礼！向刘副主任报到！”
这个礼敬完了，他就后悔了。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平时不大与人开玩笑，也从不无缘无故巴结人，可是今天当着许多老同学的面